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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福尔摩斯的车厢

SH暴雨，和室友在寝室闲聊，聊到为什么现在性别视角在大众传播中越来越火。

我说，现在毕竟不是19世纪末的伦敦，不是那种高度区别化的社会。把福尔摩斯关进伦敦地铁的车厢里，让他从车厢头走到车厢尾。之所以福尔摩斯能够准确地说出其中每一个人的社会状况，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经济地位、居住条件、职业习惯等等在人身上所造成的差异，都是非常表面和显著的。相反，如果现在把福尔摩斯关进SH地铁15号线里，福尔摩斯还有可能通过衣着、纹身、鞋泥、香水、衣物磨损程度、手势、姿态、手掌茧痕等等，准确地说出每一个人的社会状况吗？

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随着个人生活日益“后台化”、私密化，人们在表面上暴露的“痕迹”会越来越少，可供进行判断、归类以及预测其行为的线索也就越来越少，身份标识越来越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福尔摩斯再走进地铁15号线的车厢里，这时候什么特征会是最显著的？是性别。那么，男人、女人，自然就成了人们最重要的分类标准。

这实际上也是我最近进行社会学田野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入交谈，我很难从一个人的表面行为上判断出他的社会状况；哪怕进行交谈，我也很难获得用来矫正他那可能带有美化或矮化的自我陈述的线索。总之，如果只依靠观察法、泛泛而观之，我能够得到的最有用的线索就是他/她的性别了。

因此，就目前来说，我觉得之所以性别视角会在越来越流行，就如同这节福尔摩斯的车厢一样，背后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社会的“区隔化”。区隔不同于区别，它是一种隐形的隔离制度。还是以地铁为例，福尔摩斯时代的伦敦地铁是一个社会阶层高度混合、鱼龙混杂的场所，但现在的上海地铁明显是一种白领化的交通工具，至少我是几乎不能在上面看到体力劳动者。究其原因，地铁站所在的居民区租金、写字楼职业以及商圈消费，都对其乘坐者有一定的经济要求，体力劳动者既无必要也负担不起地铁交通，这就使得地铁成了一种相对区隔化的带有白领阶层属性的空间。而这种社会区隔化的结果就是人们逐渐见不到与自己阶层区别太大的人，“平视”取代了“俯视”和“仰视”，阶级视角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隐去。

二是中产/白领阶层内部的“夷平化”。区隔化意味着社会顶层和底层不可见，人们看不到与自己明显不一样的人；夷平化则意味着中产内部差别的逐渐消失，当人们“平视”周围时，会发现身边都是与自己差不多的人。或许年薪10w和年薪100w之间还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年薪10w和年薪20w、30w、50w之间所能表现的差别却越来越小，大家穿着的衣服品牌、旅游的目的地都差不多，可供判断相互之间差别、预测相互之间的行为的线索只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性别自然就成了“平视”过程中最表面和最显著的特征。

三是大众传播的碎片化。如果仅仅是人们的表面生活越来越像，尚不足以构成性别视角的流行，因为还有组织化传播机构可以进行长周期的、挖掘人们表面生活下的深度报道。问题在于，当前网络环境下传播的即时化造成了传播的碎片化。随着信息流通的速度越来越快、可供调查的时间越来越短，传播机构只能抛弃长周期的深度报道，转向短时段的表面分析。合理考虑时间收益，性别作为最显著的表面差异，自然就成了社会事件分析的主要视角、成了现代社会的“财富密码”。

当然，就我现在的研究取向来说，如果说还有什么是和性别同等的社会财富密码，那自然是另一种同样显著的表面差异——国别。

因此，现代的福尔摩斯的车厢其实是性别和国别的车厢。侦探最后能抓到的可疑的人，无非是四种人——男人、女人、中国人和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