アンネの日記

e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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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箱 5

#1 - 2020-10-8 06:01
(noblesse oblige)
犹太星(德语:Judenstern)俗称“黄星”(Gelber Stern),是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在纳粹影响下的欧洲国家内的犹太人被逼戴上的识别标记。犹太星的星形根据“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设计,是代表犹太人的符号。
片中黄星上的字样Jood为荷兰语“犹太人”

ハヌカー(英语:Hanukkah,希伯来语:חנוכה‎)
光明节,又称修殿节、献殿节、烛光节、哈努卡节、马加比节等,是一个犹太教的节日。该节日乃纪念犹太人在马加比家族的领导下,从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四世手上夺回耶路撒冷,并重新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献给上主。
该节日自西元前165年开始为犹太教所信守,节期为犹太历的基斯流月
(开始日期:基斯流月25日;结束日期:提别月2日或3日)。

光明节不是《托拉》上记载的节日,而是为了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民族反抗异族企图消灭犹太教的玛喀比起义胜利、收复耶路撒冷、洁净第二圣殿并把它重新献给上帝的日子。

公元前168年,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为了强制推行“希腊化”,宣布犹太教非法,并采取各种严厉措施消灭犹太教,其中最令犹太民族不能容忍的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圣殿里竖起希腊神祇奥林匹亚宙斯的祭坛,在上面用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进行献祭,并强迫犹太人食用猪肉,对不从者格杀勿论。这一仇视犹太教的做法导致了一场反抗塞琉古王朝统治的犹太人起义。3年后,以犹大·马加比为首的起义取得了胜利,耶路撒冷为犹太人收复。犹大·玛喀比下令净化圣殿,清除异教痕迹,重建犹太人祭坛(故亦称“净殿节”),并规定了庆祝这一胜利的活动日期。(参见:《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

光明节从基斯流月(犹太历9月)25日开始,延续八天。八天的节期与两个传说有关:一是玛喀比士兵因战斗而无法庆祝为期八天的住棚节,故以此作为补偿。二是收复、净化圣殿后,在打算点燃圣殿中的“七枝灯台”时,人们只找到了一小罐专门用于圣殿的灯油,犹太律法规定用于圣殿的灯油须从橄榄中提炼,并由掌管圣殿的大祭司经过一番洁净礼仪后才能使用。而无论是制作还是去外地取来这种净化过的灯油,均需要八天时间。然而,由于上帝对犹太人的恩赐和垂注,奇迹发生了,这一小罐原本只能燃用一天的灯油竟然一直燃烧了八天。根据这一传说,该节日最主要的仪式是点燃九枝灯台(再献圣殿节灯台,专门为庆祝哈努卡节使用的一种灯),第一天点燃灯台一枝灯盏,以后每天增加一枝灯盏,一直到第八天结束。故也有人称之为“光明节”。

犹太人是一个不事张扬的民族,通常不在众目睽睽下,而只在家里奉行犹太律法。但有趣的是,有关光明节的诫命却包含了“散播神迹”这样一个概念,即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因此,光明节使用的灯台通常要摆放在窗帘拉开的窗台上,以便让外面的人能够看到。

为了表达对于出现“奇迹”的喜悦,光明节的第一天晚餐通常是正式而盛大的,常有亲朋应邀参加。晚餐前,先点上烛台,互相祝贺。传统必食用的特定食品是油炸土豆丝饼。食用油炸食品是为了使人联想起上帝所行的奇迹。晚餐结束后,人们、特别是儿童,还要玩光明节陀螺的游戏。

现代以色列建国后,为弘扬马加比起义包含的“民族团结,共御外敌”的精神,行政当局总要在室外点燃大型九枝灯台,组织各种体育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火炬长跑。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因为光明节与基督教的圣诞节的节日时间相近,因此不少犹太人会在圣诞假日期间庆祝光明节。
#2 - 2020-10-8 20:24
(noblesse oblige)
背景
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的红十字会诊所,其父母是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1889-1980)与埃迪特·弗兰克-霍伦德(Edith Frank-Holländer)(1900-1945)。
安妮的家庭成员还包括其年长三岁的姐姐玛戈·弗兰克(1926-1945),而安妮是家中的幼女。安妮出生时名为安内莉斯·玛丽(Annelies Marie或Anneliese Marie),但其亲友都以昵称“安妮(Anne)”来称呼她,有时其父也会来称呼她为“小安妮(Annelein)”。

弗兰克一家信奉犹太教的分支 — 犹太教改革派,此分支只遵守部分原犹太教条,而忽略及摒弃了大量原犹太教传统。他们生活于一个犹太人与各种宗教的非犹太人群居的同化社区中,而安妮的父亲奥托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仕德国政府,并因此曾获授勋。他热衷于追求学术知识,并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而安妮的母亲埃迪特是个比其父母更虔诚的犹太教教徒,安妮的父母都鼓励小孩多阅读。在安妮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住在法兰克福多恩布施区马尔巴赫路(Marbachweg)307号的一所房子里,他们在那里租了两层楼。1931年,他们全家搬到冈霍费尔街(Ganghoferstraße)24号被称为“多恩布施时尚自由区”的诗人区(Dichterviertel)。

1933年3月13日,法兰克福进行了市议会选举,当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于1933年3月德国国会选举胜出后,反犹太主义此后迅速兴起,弗兰克一家开始担心如继续留在德国恐怕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同年接近年尾时,埃迪特带着孩子们走避到居于亚琛的外婆罗莎·霍伦德的家中暂居,而奥托则继续留在法兰克福,但当他收到在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业务的邀请后,他决定搬到了那里组织业务,并为家人安排新住所。奥托的公司名为奥佩克塔(Opekta),负责批发由各种水果提炼出来的果胶。他并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梅尔韦德广场(Merwedeplein)找到了一套公寓。1934年2月,埃迪特带着孩子来到阿姆斯特丹跟他团聚。弗兰克一家是1933年至1939年期间离开德国的30万名犹太人之一。

迁到阿姆斯特丹后,弗兰克夫妇也重新为两个女孩安排了学校—姐姐玛戈入读了一所公立学校,而安妮则入读蒙特梭利教育学校。姊妹俩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戈精于算术,而安妮则于阅读和写作的能力比较优异。安妮的朋友汉内莉·戈斯拉尔(Hanneli Goslar)忆述,从童年的开始,安妮经常写作,虽然她经常会用手盖着内容,并拒绝讨论其写作内容,然而这些作业后来并没有保留下来。同时,玛戈和安妮在个性上也有着鲜明的差别,玛戈举止彬彬有礼、保守和勤奋好学,而安妮则敢言、有活力和外向。

1938年,奥托开设第二间公司,名为Pectacon,是草药、腌渍盐、混合香料,用于生产香肠的香料批发商。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举家搬来的赫尔曼·范·佩尔斯(Hermann van Pels)受聘为公司的香料顾问,他原是一名犹太人屠夫,与他的家人逃出奥斯纳布吕克,奥托跟他合伙成立了Pectacon公司。1939年,埃迪特的母亲,玛戈和安妮的外婆来到与弗兰克一家生活,并跟他们一家同住直至1942年1月去世。

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纳粹政府开始通过实施严格限制性和歧视性法律来迫害犹太人,荷兰的新统治者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也在荷兰执行反犹法律,随后政府便实行了强制登记和种族隔离。奥托试图安排全家移民到美国—他认为唯一可行的目的地—然而,弗兰克的签证申请从未得到处理,原因包括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的关闭,以及那里的所有文书工作都丢失了,包括签证的申请。即使签证申请获处理,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担心仍然在德国的近亲有可能因被勒索而成为纳粹间谍。

*荷兰战役(荷兰语:Slag om Nederland)是黄色方案(德语:Fall Gelb)的一部分,德军在1940年5月10日采取入侵低地三国和法国的军事行动。荷兰的主要抵抗只持续至14日。西兰省的荷军继续抵抗至17日。同日,荷兰全境被占领。
荷兰战败后,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在英国成立流亡政府。德国的占领在1940年5月17日正式开始,5年后这个国家才获得解放,占领期间,有三十万荷兰人死亡。

1941年夏天,尽管弗兰克姊妹在学校里表现优秀且得到很多朋友,但基于犹太儿童只可到犹太学校上学的新规定下,她们不得不转到犹太学校就读。安妮在此期间开始写日记。她们俩在犹太学校认识到雅克利娜·范·马尔森(Jacqueline van Maarsen),并结为好友。1941年4月,奥托·弗兰克采取了行动防止Pectacon作为犹太人企业被政府没收,他将股份转移给约翰内斯·克莱曼(Johannes Kleiman),并辞去董事职务。该公司被清盘,所有资产转移到吉斯(Gies,就是片中的Miep Gies和Jan Gies夫妇)领导的公司。同年12月,奥托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拯救母公司奥佩克塔。业务在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下继续经营,奥托赚取最低收入以让公司得以生存,但足以让他们一家生活。
#3 - 2020-10-8 20:50
(noblesse oblige)
1942年6月12日,当安妮正庆祝13岁生日时,她收到一份前几天曾向父亲展示过的在商店橱窗中的记事本作为生日礼物。那是一本四边是红白格子布封面的记事本,封面前附有一个小锁。奥托希望女儿以它作为日记使用,她兴奋得几乎立即开始写作。开始时,她在日记中记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园生活、邻居,甚至与一些男孩嬉戏的情况。虽然她于早期日记中所记录的是生活和世俗方面的事,但她还讨论了在德国占领下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表面上难以察觉的。在1942年6月20日的记录中,她列出了许多对荷兰犹太人在生活上的限制,以及记录了年初她对外祖母离世的悲伤。

1942年7月,纳粹党不断迫害犹太人家庭,弗兰克夫妇计划于1942年7月16日跟孩子们一起躲藏起来,但安妮的姐姐玛戈·弗兰克于7月5日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他们一家被迫将躲藏计划推前十天。在躲藏之前不久,安妮把一本书、一套茶具、一罐宝石和他们家的一只猫交给她的邻居兼朋友陶子·库柏斯(Toosje Kupers)保管。正如美联社报导:“我担心我的宝石,因为我害怕他们可能落入坏人之手”库柏斯说这是安妮告诉她的。“你能帮我保管一段时间吗?”
*纳粹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设了很多极为野蛮的劳改营,用来为大型工厂和其他产业提供免费的强制劳动力。在纳粹监狱体系中,不同的入狱者被分入不同种类的劳动营或集中营,虽然在名义上劳动营不同于集中营,但大多数时候其残酷的生活条件与集中营毫无差别。
#4 - 2020-10-8 22:22
(noblesse oblige)
1942年7月6日星期一的早上,弗兰克一家搬到藏身处暂避,他们离家前故意把房子弄得很凌乱,以营造他们突然离开的景象。奥托还留下了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但由于他们的行踪需要保密,迫使他们留下安妮饲养的猫莫尔切(Moortje)留下。由于犹太人不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于是他们从家门走了几公里,每人都穿了几层的衣服,原因是害怕被别人见到他们拿着行李。弗兰克一家的藏身处是位于王子运河的奥佩克塔公司办公室上方的一个平台进入的三层楼高的空间,主建筑在西教堂的一个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的其他房子无异。那三层楼高的空间是大楼秘密增建的部分,可以从地面进入。那个被称为“后宅”的地方,大门被一个书柜作掩饰,以避开耳目并让别人不容易发现。第一层有两个小房间,以及一个浴室兼洗手间;楼上是一个很大的开放式房间,旁边有一个小房间,小房间可以通往阁楼。而奥托最信任的一些员工成为了他们的帮手。

梅普·吉斯(Miep Gies)、贝普·福斯克伊尔(Elisabeth (Bep) Voskuijl)、维克托·库格勒(Victor Kugler)、约翰内斯·克莱曼(Johannes Kleiman)是为数不多得知这里有人隐藏的员工。梅普的丈夫扬·吉斯、贝普的父亲约翰·福斯克伊尔都是在他们躲藏期间协助他们的人。他们6人是隐居生活的众人与外界的唯一联系,经常通报他们有关战争新闻和政治事态发展。他们同时与范·佩尔斯(van Pels)一家及牙医弗里茨·普费弗(Fritz Pfeffer)一起匿藏,后来那里一起匿藏的多达8人。

1942年7月13日,范·佩尔斯一家也加入他们,这家人包括:赫尔曼·范·佩尔斯与太太奥古斯特·范·佩尔斯及其16岁的儿子彼得·范·佩尔斯。

安妮的梦想是成为一位演员,因为她很爱看电影,但荷兰犹太人从1941年8月1日以后是被禁止进入电影院的。在之后的日记中,安妮也透露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急速升级,而且也记录了一些详细资料,比如日记中有当局强迫犹太人在公众场合佩戴“犹太星”的内容,她也列举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风行的针对犹太人的禁制措施。

1942年11月,范·佩尔斯一家的朋友,牙医弗里茨·普费弗也加入躲藏进来。安妮写下很高兴跟新朋友交谈。但被迫生活在后宅这么狭小局限的居住环境中,很快便引起冲突。在跟牙医共用房间后,安妮发现对他的入侵实在无法忍受;她又跟佩尔斯太太起冲突,因她认为对方愚蠢;她又指佩尔斯先生与牙医为人自私,特别在食物消耗方面。

助手们照顾他们的所需,确保了他们的安全,并为他们提供了食物。随着时间的推进,这项任务变得日益艰难。安妮写下了助手们在最危险的时期如何努力奉献并鼓舞众人的士气。所有人也知道,一旦被抓住,他们可能会因为庇护犹太人而面临死刑的下场。

一段时间后,在第一次打发害羞和尴尬的彼得·范·佩尔斯后,安妮认定与他有一种很投契的亲密关系,过了一段日子后,二人坠入了爱河。她从他身上得到初吻,但她对彼得的迷恋开始减弱,她疑惑著自己对彼得的感觉是否真实,或只是由于他们一同被困着才产生感觉。

安妮与后宅中每个帮忙的人形成一个紧密的联系,奥托后来回忆说,她预料到他们每天的探访会带来不耐烦的热情。他认为安妮最要好的朋友是伊丽莎白·福斯克伊尔,“那年轻的打字员...她们俩经常站在角落里窃窃私语”。
#5 - 2020-10-8 22:24
(noblesse oblige)
在安妮的作品中,她检视着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与他们在性格上强烈的差异。她认为跟她情绪最相近的是她的父亲,奥托后来表示:“我跟安妮的关系较玛戈的好,因为玛戈很多时都黏着她的妈妈。原因可能是玛戈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她没有像安妮那般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因此不需要那么多的支持。”安妮两姊妹在匿藏之前已建立了更亲厚的关系,虽然安妮有时会向玛戈表示妒忌,尤其是当有家庭成员指安妮缺乏玛戈那般温柔和宁静性格的时候。随着安妮渐趋成熟,姊妹俩变得彼此信任。安妮于1944年1月12日的日记写道:“玛戈比以前好多了...这几天她几乎没有那么恶毒,并且正在成为真正的朋友了。她不再认为我是个不算数的小宝宝。”

在早期日记中可以看出安妮对父母感情的差异,安妮经常于日记中写道跟母亲的关系难于维系,以及她对她的矛盾心理。1942年11月7日,她描述了自己对母亲的“蔑视”与她无法“面对她的淡漠、她的讽刺与硬心肠”。得出结论前,她表示“对于我来说,她不是我的母亲。”后来,她修改自己的日记,她为自己的恶劣态度而感到羞愧,写道:“安妮,你提及的人真的是你讨厌的吗?噢,安妮,你怎能够这样?”她开始明白到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源于她对母亲的误解,这是她的错,并看到自己为母亲增添了不必要的痛苦。她意识到这一点,安妮开始对其母亲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与尊重。

安妮姊妹二人都希望尽快重返校园,并于躲藏期间继续学习。玛戈以朋友伊丽莎白·福斯克伊尔之名义修读速记的函授课程,并获得高分。安妮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和学习上,以及经常撰写和编辑她的日记,她除了叙述事件的发生,她还写了她的感受、信念和抱负,还有那些不能跟任何人讨论的事。随着安妮的年纪日渐趋向成熟,她的写作信心也逐渐增强,其写作的主题更抽象,例如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她是如何对人性作出定义等。

安妮立志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她在1944年4月5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
“我终于意识到,我必须继续学业以避免无知,在生命中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我知道我能写作...但我是否真的有天赋还有待观察...
如若我没有写书或报纸上文章的天赋,但我能写自己的事。但我想得到更多,我不能想像如母亲和范·大安太太(Mrs. van Daan)般所有女人的生活,之前还要去上班的,然后全都抛诸脑后。除了丈夫和孩子之外,我还需要一些东西让我投入!...
我想自己对所有人来说是有用的,或是带来乐趣,甚至是对那些跟我素未谋面的那些人。我想即使我死后也要过着我的生活!这是为何我如此感恩上帝给我这礼物,使我能够利用它来发展自己并表达自己所有心中所想!...
当我能够摆脱自己所有顾虑时就能写作。我的悲伤消失,我的灵魂都重生了!但,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我有能力写一些伟大的事情吗?我有能力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或是作家吗?”
—— 安妮·弗兰克
她一直定期地写作,截至日期为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