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2021-7-15 12:32
红炉点雪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   2012



女权论文三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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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021-7-15 12:34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绝大多数无力通过市场解决家务劳动和养育职能的家庭,只能通过夫妻之间的性别化分工或代际之间的分工来承担这部分职能。当个人或核心小家庭无法承担这部分职能时,就不得不由暂时性的扩展式家庭来分担。暂时性就是体现在等孩子上了幼儿园,老人又会离开这个家庭。城市双职工家庭往往需要请夫妻两边父母(特别是夫方的老人)来轮流照看小孩(特别是0~3岁婴幼儿)一段时间。农村的留守儿童 / 留守妇女 / 留守老人,同样是生产 / 再生产、公 / 私领域结构性分离的表征和结果。


生产流水线偏好“打工妹”是同样的原因,因为未婚农村女性到了适婚年龄就会回到农村结婚,制造出劳动力的青春轮换制,企业无需承担生育和再生产的成本,却可以得到最鲜活最驯服的劳动力。现在,企业无法再轻易获得充裕的劳动力来轮换时,像富士康之类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又盯上了“学生工”——以职业学校实习的名义,使用廉价和驯服的学生作为劳动力。资本产生这种偏好的理由实际上是一样的,不想承担再生产方面的费用。女性并不是因其生理性别,而是因其照料家庭的社会性别(当然,还有其他差异,如年龄、城乡、婚姻,甚至身体和智力上的残障等)被视为廉价劳动力。绝非是劣质劳动力,否则资本怎么会偏好她们呢?产生这种歧视的原因是遵循纯粹自由市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制造出来的恶果,而不仅仅是男权文化作祟。更确切地说,是资本利用了当地社会的各种不平等结构,并把这些不平等结构编织进资本主义秩序之中。
#2-1 - 2021-7-15 12:39
红炉点雪
另外,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能享有单位所提供的再生产福利设施的只是极小部分的城镇全民女工。1960年,女性人口数31934万人,总人数66207万人。在全民企业中就业的女工1008.7万人,占女性人口的3.16%,占总人口的1.52%。1988年,女性人口数是53141万人,总人口数是109614万人,在全民企业中就业的女性人数是3338.8万人,占所有人口数的3.05%,占女性人口数的6.2%。即使把城镇各种所有制(包括全民、集体和其他类)女职工全部算上,女职工人数是5036万人,只占女性人口的9.5%。21即使这些女工,单位福利也并不能全部覆盖家庭的再生产职能的需要,女工仍要承担很大部分家内责任,比如缝衣做鞋。
#2-2 - 2021-7-15 12:57
红炉点雪
从时间上来看,“企业不再办社会”的提法是在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市场体制建立的关键就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成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方向。“企业办社会”⑤界定为“与企业生产再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组织机构和设施,背负了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即,企业要“剥离”一切与生产无关的职责,轻装上阵。在实施“剥离术”的初期,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薛昭在《人民日报》撰文《解决好女职工就业问题》,透露出这种“剥离术”对于女工带来的冲击,当时下岗女工占到了下岗工人的60%。薛在这篇短文中小心翼翼地提醒“在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时,对托幼院所的转制问题应持慎重态度”⑥。到1997年,全国城镇女工5600万,占职工总数的38.8%,下岗女工达284万,占国有企业女工总数的45%,⑦将近一半的女工下岗。

  通过“优化组合”和“企业不再办社会”,国有企业不再承担全民职工的“人的再生产”这部分成本,同时,招收大量临时性的农民工,企业获得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市场竞争力。最初“企业不能办社会”之义,并没有否定这部分职责应该由“社会”来承担。90年代中期以来急剧的全面市场化——教育(特别是婴幼儿养育部分)和医疗的市场化,而不是社会化(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职责),把这部分职责全部推给了私人化的家庭。
#2-3 - 2021-7-15 12:57
红炉点雪
红炉点雪 说: (在主楼之前)从时间上来看,“企业不再办社会”的提法是在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第十四...
Note:作者以20世纪90年代“家庭的私有化”,即国企大院经济的破产切入,直指国家资本主义转型带来的的妇女地位下降(经济地位,然后是文化地位),这里的有三点需要指出,①1968年大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质是方兴未艾的城市化无法承接广大受教育人群的就业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返乡潮是不可避免的,但客观审视其力度过大是妥协的、操之过急的、寅吃卯粮的,30年后的今天反观依然觉得良好的待遇和国企内部的冗员过多,大下岗浪潮的急切迅猛是必然反噬,而笔者没有指出这种模式的必然破产性;②即使在文章末段如#2-1指出了国企黄金年代的覆盖性,但在这里含糊带过,有“携5千万女员工代表全国妇女”之势,与其说家庭在92年始开始私有化,毋宁说是发声群体开始尝到苦头;③如上野千鹤子指出的上世纪20年代美国大萧条中,一家之主的失业反而使得家庭的经济责任落到在次级就业市场(包括大批失业女工的被迫“下海”)仍能谋得收入的妇女头上,此为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上升,不可用未被辞退的(文中仅提到了女员工的辞退率,实际男员工的辞退率虽稍好但也骇人)部分员工代表全体趋势
#2-4 - 2021-8-7 23:47
rock1995
红炉点雪 说: Note:作者以20世纪90年代“家庭的私有化”,即国企大院经济的破产切入,直指国家资本主义转型带来的的妇女地位下降(经济地位,然后是文化地位),这里的有三点需要指出,①1968年大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第一点的模式是指什么?
#2-5 - 2021-8-7 23:48
红炉点雪
rock1995 说: 第一点的模式是指什么?
国企大院,良好的社保育儿环境
#2-6 - 2021-8-8 00:04
红炉点雪
rock1995 说: 第一点的模式是指什么?
1993年11月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市场体制建立的关键就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成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方向。“企业办社会”⑤界定为“与企业生产再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组织机构和设施,背负了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即,企业要“剥离”一切与生产无关的职责,轻装上阵。
#3 - 2021-7-15 12:35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与此相似的是,媒体不断制造物质女孩的故事,比如,对于“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膨胀式宣传,乐此不疲地对于“小三上位”故事的挖掘,对娱乐明星与地产大鳄富豪子弟之间联姻的连篇累牍地报导。在点播率、收视率等市场刺激下,媒体似乎只是为了不断满足观众的偷窥欲望,自由主义媒体成了建构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所需要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同谋者。宣扬女性的物欲以及对豪门婚姻渴望的背后是对女性道德的贬低。不幸的是,普罗大众在阶级鸿沟下对富人的仇视却是通过对女性的道德否定来表达的。
#3-1 - 2021-7-15 13:02
红炉点雪
Note: 把广大女性视为一个“整体”,这种对 媒体和大众议论部分实现“阶层跃迁”的女性 的反感抵制,是为与之割席,承认这批人“你背叛了无产阶级,cnm.jpg”,作为其他女性不想被代表;还是对部分女性凭借自身各个方面“能力”(因为有些婚恋中关键素质先天性较强,姑且打引号)获得较好婚姻的认同,认为这是对“强强联合”的一种“明码标价”或是“物化”? 基于个体差异我认为两者皆有
#3-2 - 2021-8-7 20:55
妄想是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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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2021-8-7 21:17
红炉点雪
妄想是不治之症 说: 分号前存疑。
男人对这种女人的仇视我个人认为大多是:嫉妒女生可以卖屁股,自己卖不了;或者是嫉妒富人但不想真的骂富人,因为自己要是当了富人一样这么花,不骂富人,可不就只能骂女人了么。
女人对这种女人的仇...
我猜测的就是,对媒体和大众“道德否定‘高嫁’女性”表示不满的人群  的心理
#3-4 - 2021-8-7 23:02
妄想是不治之症
红炉点雪 说: 我猜测的就是,对媒体和大众“道德否定‘高嫁’女性”表示不满的人群  的心理
草 又丢脸了。阅读理解能力出现大幅度退化。反复看了几遍,这个“是为与之割席”到底是,谁和谁割席?
分号之前完全没看明白,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不好意思…
(顺带一提现在也没读明白。)
#3-5 - 2021-8-7 23:39
红炉点雪
妄想是不治之症 说: 草 又丢脸了。阅读理解能力出现大幅度退化。反复看了几遍,这个“是为与之割席”到底是,谁和谁割席?
分号之前完全没看明白,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不好意思…
(顺带一提现在也没读明白。)
“女人就是爱慕虚荣,个个都想嫁入豪门不劳而获!”
A: “不是所有女人都这样,别用少数代表多数,我身边都是勤劳聪明…”
B: “嫁入豪门是xxx自己的本事,你在这里叫什么叫”
#3-6 - 2021-8-8 14:25
妄想是不治之症
内容已被用户删除
#4 - 2021-7-15 12:35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80年代中期,面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妇女问题,就已形成了一支妇女研究的队伍和妇女问题的研究高潮。这是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兴起的历史基础。同时,需要厘清妇女 / 性别研究与女权主义批判之间的区别,不是所有的妇女 / 性别研究就是天然的女权主义批判,就如同以妇女为对象的研究者并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这本身就是目前中国性别研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妇女 / 性别研究学术化、专业化的同时,为表明学术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有意无意要掩遮甚至否定女权主义的色彩。研究者不愿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更愿意自称“性别专家”或“妇女 / 性别研究学者”。Feminism,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在中国却对应着两个词: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隐含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前者是政治性的,关键字在于“权”,是基于性别身份的权力 / 权利之争;后者是文化性的,关键字在“性”,强调基于性别分类的身份认同。


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于妇女的伤害,女权主义者几乎集体失语。本文所指的失语,并不是指女权主义者对社会上基于性别的不公和歧视全然沉默,而是指女权主义者没有把这种歧视和不公指向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更多地把抗争目标限制在个人自由和权利上,斗争目标一般只是指向国家和政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权主义者对于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主体性的信奉。
#4-1 - 2021-7-15 13:05
红炉点雪
Note: 没有在现实中过多感受到这种区别……

对于个人自由和主体性的信奉是全社会、全阶层、全体公民的,源于40年来与发达国家的全面差距、宣传机器的孱弱和部分主动“倒戈”。
#5 - 2021-7-15 12:36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妇女史让妇女浮出历史地表;女性文学及文学评论——强调写作者的女性身份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方式。两者共同的目标都是把女性建构为一个历史主体、一个身份群体。90年代,在去阶级化的时代里,差异成了身份的标识,性别政治(强调性之别)是一种要求身份承认的文化政治。阶级政治的框架下,阶级是一种权力支配关系,根源是经济依赖关系,比如,早期共产党用“家庭的奴隶”和“工钱的奴隶”来描述妇女的受压迫地位。妇女解放运动意味着要集合妇女的群体之力,参加到反抗旧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来,方能解除这种支配关系。


文化批判是80年代社会思潮的主流,比如,把社会主义危机批评为封建主义。女权批判也不例外。把产生“妇女问题”的原因归于文化压迫:封建遗毒和资产阶级思想。以身份政治替代利益政治是“去阶级化”的一个直接后果,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中把性别从阶级中剥离出来,同时也抽掉了性别里面的经济要素。当然,不能无视80年代批判的历史语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男女同工同酬并不是一个问题,对“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方式的解构本身并不是要否定妇女在经济领域参与的必要性。没有预料到的是,文化上对性别差异的建构却服务了90年代的经济转型,并对妇女产生了结构性的不利,使妇女遭受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多重不公。反过来,强调身份政治的文化批判却无力对这种结构性压迫给出有力地批判。
#5-1 - 2021-7-15 13:11
红炉点雪
Note: 强调差异性不得不说是对前30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扬弃,值得肯定,用“妇女史让妇女浮出历史地表;女性文学及文学评论——强调写作者的女性身份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写作方式。”为女性构建主体性,对写作者女性身份的强调是否利用了大众的情绪为少部分写作者谋取更多利益(很多女性作者刻意使用中性甚至偏男性的笔名以防止被指责进行此类营销),后者虽然在一定作品中反映出“单把故事中的性别置换,没有改变本质逻辑”的倾向,但仍然在面向全体受众的方向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个人对文化反作用于经济的影响力持保留态度,“回归家庭”的矢量、底层男性劳动力的客观过剩、劳动法不得落实导致的极高强度工作时间对男女身体素质差异的扩大化等现实因素影响更大。
#6 - 2021-7-15 12:37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在学院里发展出来的妇女 / 性别研究是以城市知识女性为社会基础,在日益学术化的同时,也呈现出精英化和职业化的倾向。特别是各类社会性别项目中,技术化的倾向日益严重。从维权到政策倡导,这种救助型的服务填补了国家从社会福利供给撤出之后的真空。妇女 / 性别研究成为一项有助于国家和市场维持社会秩序而需要的有效“服务”,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受益的大垄断财团当然也乐于为这种服务买单。尽管笔者无意于全盘消解这类行动的意义,这类行动在满足妇女实用性需求方面仍有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并可能蕴涵着反抗新自由主义的革命性潜能。但是,若缺失了批判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和行动本身,并不会天然地具有解除压迫的功能,只能发展出一种彰显身份差异的身份政治,成为一剂抚平社会痛苦的安慰剂,无助于我们发现压迫的根源和产生改变的动力。
#6-1 - 2021-7-15 13:18
红炉点雪
Note:有利部分在#8 一起说,不利部分个人的观察主要体现在法律界的较强性别区分对待以及近年来部分产生极坏影响的社会舆论事件的处理不当(这之中媒体和部分洗脑博主责任极大)
#7 - 2021-7-15 12:38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追求以生产为中心的现代性方案。在这两个方案中,家庭劳动的功能和家务承担者的性别没有变。但是,两者组织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和结构是不同的,对待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家务劳动承担者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生产和再生产的组织方式呈现为一种公私相嵌型结构,家务劳动具有“公”的性质,国家承认为生产服务的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作用,并进行管理,尽管家务劳动仍是无酬的。“家属”,是一个国家承认的可见的政治身份。国家曾经对家务劳动的承担者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承认她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予她们国家表彰。资本主义在组织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呈现为公私分离型的二元结构,家庭被视为私人领域,家务劳动成为私人的事,家务劳动的贡献消失在公共领域的视域之外视而不见。


这里有两个思想误区:第一,把自由市场看作专制国家的对抗物。殊不知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下,自由市场恰是国家一手制造出来的。第二,认为自由市场能够捍卫个人自由,能自然产生政治民主。正如上文所分析,不受控制的市场逻辑只能带来市场暴政,最终限制绝大多数人自由的真正实现。
#7-1 - 2021-7-15 13:26
红炉点雪
Note:同2-3,“家务劳动具有“公”的性质,国家承认为生产服务的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作用,并进行管理”事实上只在小段时期小部分人群中短暂实行过,农村劳动中鉴于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种来卖和种来自己吃的模糊性,家务工作量判断困难,而具体到妇女地位,受地区差异、收入比重差异、个体家庭差异影响大,由于男性客观上的干重活的大生理优势和农村的治安不利、大家庭制等因素,普遍性的重男轻女是存在的并且在这些优势不再的情况下依然以“遗产”的形式流传下去,个人认为这个大环境下妇女劳动量(与价值)的影响较小,在当下依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参考因素。
#8 - 2021-7-15 12:38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在体制内外培育了一个个具有明确身份意识的妇女团体,包括学术组织、各类NGO妇女组织。尽管,仍需要不断地批判这场运动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女性的女权运动,但是,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妇女组织作为国家和市场之外有行动能力的公民社会的力量。而且,各类社会性别项目基本上都是通过组建草根妇女组织、培训当地妇女骨干的方式来推进的,客观上填补了伴随集体主义生产解体而消解掉的组织化妇女运动的真空。这一切都是未来开创“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社会基础。
#8-1 - 2021-7-15 13:31
红炉点雪
Note:“我是女生,我来月经”的高校卫生巾互助活动是今年私以为较好的一个活动,要注意的是组织者和对接的单位属性,如校后勤中心、青协等,当前背景下对学术组织和NGO组织的警惕性较强,如果不能厘清资金来源、公众宣传口守住红线、和有党支部的组织积极靠拢,未来可能会活动愈发艰难乃至被打压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