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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波伏瓦》——[英]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波伏瓦最终决定：“我要把每一个情人都当作唯一去爱。我会享受每一个情人能给予我的全部；我也会给予他我所能给予他的全部。这样的话，有谁还能谴责我呢？”的确有一段时间，波伏瓦没法确定自己对萨特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她唯一能确定的是，那还不是爱。
在波伏瓦和萨特的那个传奇7月之前，波伏瓦得出结论：自己要用不同的方式同时去爱几个男人。早在1926年，波伏瓦就在日记里写道，不能因为情人希望你呈现什么形象，你就放弃自我而变成那个样子，这样做对自己非常不诚实；一个人应该“只给予她所能给予的”。

在回忆录中，波伏瓦说她决心不走入婚姻这个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唯一有可能改变她想法的是孩子。在少女时期，波伏瓦曾经想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她现在觉得这已经不可能了。波伏瓦已经看透了，养育孩子只是“毫无目的且不合理地为地球增加人口”。 波伏瓦认为自己放弃要孩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天命。波伏瓦拿加尔默罗修女打比方：只有放弃养育自己的后代，加尔默罗修女才能为全人类祈祷。波伏瓦很清楚自己写作需要时间和自由，所以她说：“没有孩子，我才能完成我应当的使命。”

波伏瓦在鲁昂交了一个新朋友：科莱特·奥德里。奥德里是尼藏在一个共产主义者圈子里认识的，跟波伏瓦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波伏瓦主动向奥德里介绍了自己，一开始奥德里觉得波伏瓦唐突，而且很资产阶级。 奥德里信奉托洛茨基主义 ，波伏瓦对她有点畏惧。奥德里总是穿着考究，信心十足，还总是讨论政治。不过没过多久，波伏瓦和奥德里就经常在保罗啤酒厂共进午餐了。
奥德里欣赏波伏瓦的意志力，也喜欢她的畅快大笑。奥德里觉得波伏瓦是个感情激烈的人。波伏瓦的率直有时候让人承受不住，这也让波伏瓦那“不能忍受愚蠢之人”的名声跟了她一辈子。当萨特来鲁昂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去。波伏瓦向奥德里解释了她和萨特的关系，说这是基于真理而非激情的一段关系。奥德里形容波伏瓦和萨特的对话深刻而激烈，简直让人沸腾，这是一种她从未见到过的关系。奥德里说：“在这两个人身边的感受，我无以名状。他们之间的火花是如此强烈，有时候会让身旁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关系而感到失落。”

波伏瓦很钦佩萨特的很多想法，但是她实在没法欣赏萨特的全部。坐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萨特滔滔不绝地跟波伏瓦说着怎么把伦敦放进他理解世界的宏大框架里。波伏瓦向来很烦萨特这种凡事都要归纳的习惯，觉得他的假设都站不住脚。这其实是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的分歧，波伏瓦和萨特已经因为这个吵过架。波伏瓦再次强调：语言不能完全概括现实，应该面对现实中的所有好与坏、所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之处。
萨特的回应是，光是观察世界和做出反应是不够的，应该试着把现实压缩到文字里。对此，波伏瓦觉得简直毫无道理：一次仅仅为期12天的旅行不可能让一个人透彻地了解伦敦。比起生活和体验，萨特更想用文字把经历记录下来，而这和波伏瓦的信念完全冲突，波伏瓦信奉“生活！此时此地的现实”。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起这个概念的起源时，说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一起想出来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这样定义“自欺”：这是一种逃避自由的方式，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真实处境”（facticity），要么过度认同自己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真实处境”是指一个人面对的所有偶然的和没法选择的因素，比如出生的时间和空间、肤色、性别、家庭、受到的教育以及身体。而“超越性”表示的是人能够超越这些属性的自由，指的是一个人如何去对待事实，如何通过行动去塑造自己。
萨特认为，当“真实处境”和“超越性”出现脱节时，“自欺”就产生了，这会使得一个人认为自己一定要成为某个样子。萨特用“侍者”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如果一个侍者认为自己永远只能是侍者，认为自己是侍者的“真实处境”决定了自己的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欺”的状态。因为这个侍者永远都有自由去选择其他的人生道路，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他自己的“超越性”。不过，如果这个侍者完全不顾自己是一个侍者，试图去做一个首席执行官，那他就是以相反的原因处在另一种“自欺”当中——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真实处境”的局限。
这个例子也许听起来有些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你把侍者换成“犹太人”“女人”“黑人”就能看出它的深刻之处。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这种拿他人“真实处境”的单一面向来以偏概全的做法，这样做的同时也忽略了他们的完整人性。1943年时，历史仍然在重蹈覆辙。不过当时萨特并没有在《存在与虚无》中分析道德观，也没有就那个物化他者的问题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挣脱自己“真实处境”的限制，因为不管处于何种境况，我们都有把它利用到极致的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就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不管他们的境况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而波伏瓦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 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以及《模糊性的道德》这两篇哲学文章中进一步详述她对此的批判观点。同时波伏瓦也不得不处理《女宾》给她个人生活带来的风波。

1946年6月底，波伏瓦完成了《模糊性的道德》，开始考虑下一部作品，她坐着出神地望着面前的一张白纸。这一幕被她的雕塑家朋友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看到了，阿尔贝托说波伏瓦看起来十分不寻常。波伏瓦解释说当时自己正在思考写点什么，但是毫无头绪。阿尔贝托说你可以写任何东西啊。那段时间，波伏瓦很喜欢米歇尔·莱里斯的《男性气质》（Manhood），她觉得深受启发，决定写写她自己。波伏瓦脑子里萌生出一个还未成形的想法，她开始做笔记，再和萨特一起反复讨论，波伏瓦这次提出的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波伏瓦在回忆录里说，她和萨特的对话是一种心灵启示的过程。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记载道，她一开始觉得做一个女人对自己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过厌恶，也没有人对她说过“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 萨特建议波伏瓦要更深入地去思考：波伏瓦没有被当作男孩来养。因此，波伏瓦决定继续探究这个问题，然后她开始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个世界就是男性的世界。波伏瓦童年时曾受到很多谬论的影响，而那些谬论对男孩和女孩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所以波伏瓦把写自传的想法放在了一边，一头扎进“女性气质的谬论”的研究中，常常在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这部作品中，波伏瓦不想只是专注于自己作为女性的个人经历，而是想要讲述“女性”这个群体的境况。尽管《第二性》的很多篇章看起来都很像是在讲述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和她所生活的圈子，尽管波伏瓦在1941年的日记里就批判过哲学家们在看待中性和普适性问题上的做作表现，尽管波伏瓦在20世纪40年代的很多文章和小说谈及的都是个人问题，但是那时候的波伏瓦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哲学家们历来在探究“人类”和“人类的境况”，那么“女人”呢？有没有“女人的境况”这样的东西？

十年之后，在战争年代，即将32岁的波伏瓦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女性了，我想要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性。” 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也说起她对于自己的“女性气质”很感兴趣：“我在哪些方面是个女性，又在哪些方面不是个女性，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定位我自己，这些仍然需要被定义。”

就像以往一样，萨特并非波伏瓦思想的来源，而是其思想上无法替代的伙伴，是谈话中的催化剂。波伏瓦后来创造的“境况”（situation）概念，成了《第二性》里的一个核心概念，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哲学原创性。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不是一种天性或者本质，而是“由整个文明和文化用几个特定的心理标签建构出来的境况”。

近年来，女性的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赢得了选举权（比如在法国），还可以接受教育，拥有了更多机会。因此，女性越来越多地追求“加深对自我内在的认知”，从而“上升到哲学层面”。 但是波伏瓦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女性气质常常被认为是谦逊的象征，女性缺乏胆量，也害怕承担胆量所带来的后果。波伏瓦写道，女性在孩童时代还有一些自主权，但是长大后就被鼓励为了幸福和爱情放弃这种自主权。

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清楚地陈述了她成熟的女性主义观的核心主张之一：“最让人恼火和虚假的谬论就是在女性的帮助下被男性创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气质’，他们认为女性是凭直觉行事的、迷人的、敏感的。” 波伏瓦指出，这种女性气质的“陷阱”在于，它常常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因而让女性感到分裂。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赋予了女人在男性眼中的价值，但是女人也因此害怕一旦女性气质缺失，自己就失去了价值。尽管女人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和事业成就实现自己眼里的价值，然而职业女性往往会感到不如其他女性，因为觉得自己缺少魅力，不够敏感，也就是说，缺乏女性气质。相比之下，男人从来无须为了男性气质而牺牲自己的成功，也不必为了感到自在而放弃个人成就：男性的职业成功从来不会造成个人的损失。只有女性受到这种矛盾的折磨：“她们要么得放弃部分个性，要么得放弃吸引男性的魅力。” 但为什么获得成功（或者魅力）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

波伏瓦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写道，每个人都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人类的处境是模棱两可的：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作为客体，你的世界被他人施加的约束所限制。作为主体，你的行为不仅实现了个人自由，还在世界上为他人创造了新的条件。18岁时，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爱情中有许多让人讨厌的东西。” 她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打破了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认为以“爱”之名发生的事根本就不是爱。

当波伏瓦审视历史时，她发现人类有一种习惯，那就是观察他人的身体，并根据他们的身体特征来建立等级制度，比如说奴隶制度。在种族问题上，大家也都认同这一点。但是，波伏瓦提出疑问：那么在性别问题上是怎样的呢？波伏瓦认为，男性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并将她们归入另一个等级：第二性。
波伏瓦在美国旅行途中，与美国女权主义者对过话，她知道有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女性”这个词早已是一个无意义的词汇。但波伏瓦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自欺”行为。多萝西·帕克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可以通过将女性定义为“人类”而不是“女性”来解决。但波伏瓦说，“我们都是人类”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女人并不是男人。他们在这个层面上所享有的平等是抽象的，而且男女所拥有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境况，具体来说，男女所处的境况是不平等的。但是为什么会是不平等的呢？波伏瓦指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人类根据性别被分为两类，还拥有不同的身体、面孔、衣着、兴趣和职业。但即便如此，仅仅拥有某种生殖器官并不足以使一个人被认为是“女性”，因为一些拥有这种生殖器官的女性，仍然被指责“不够女人”。当小说家乔治·桑蔑视传统的女性气质时，古斯塔夫·福楼拜讽刺她为“第三性别”。

波伏瓦在提出“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借用了黑格尔的“他者”理论。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把自己与他人对立起来，因此男人把自己视为自由的“主体”，而把女人定义为客体。但波伏瓦想弄清楚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如此普遍持久。波伏瓦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站出来反对男性贬低她们呢？
波伏瓦非常熟悉人们反对女性主义的常见理由：女性主义会毁了家庭价值观！女性主义会降低工资！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男性和女性是“独立而平等的”！波伏瓦本以为这些都是人们“自欺”的借口，就好像《吉姆·克劳法》一样。 萧伯纳曾批评，美国白人让黑人给他们擦鞋，然后得出结论：黑人所能做的就是把鞋擦亮。波伏瓦认为，人们对女性的能力也做出了同样无效的推论——人们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较低，但波伏瓦指出这是因为女性总是处于劣势的境况中，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天生就低人一等。波伏瓦写道：“我们必须理解动词‘是’（to be）的范畴，‘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成为’（have become）什么样的人。” “成为”充满希望的一面是，情况可以变得更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为“人类”的境况争论不休。波伏瓦问道：“在女性的境况中，一个人能成就自己吗？”

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的小说《精神至上》被出版社退稿了，当时的编辑亨利·米勒对波伏瓦写道：“你满足于描写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但是当你写到新秩序的临界点时，你就把你的读者遗弃在那里，对于新秩序的好处，你没能给出任何提示。”在《第二性》的结尾，波伏瓦完成了当年她没有完成的部分。
因此，在《第二性》最后，波伏瓦写了一章“独立的女性”：独立女性的自由是有代价的，但不是以爱为代价。
在这一章里，波伏瓦指出，在一个把女性他者化的社会里，男性处在有利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获取的利益（从外部看就已经显而易见了），还因为男性内在的感受。从童年开始，男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追求的事业会和自己作为情人、丈夫以及父亲的幸福相冲突，他们的成功从来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放弃波伏瓦所说的“主体性”，即她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没有女性气质的”。这就把女性置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
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不能随意塑造女性气质”这个概念。 几个世纪以来，男人获益于关于女性气质的这个谬论，我们也不难理解，男性害怕失去这个谬论以及它所带来的相应的好处。因此，男性告诉女性，她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职业，婚姻和家庭就是女性的全部；他们告诉女性，渴望成就一番事业有违她们的天性；只要成功地做男性欲望的客体，女性就能“幸福”，直至女性为爱牺牲自我，成为妻子和母亲。波伏瓦指出，男性应该对此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人们总是轻易地把自己想要强加给别人的境况称为幸福”。

“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出一种男女平等、谁都不用屈服于谁的新式爱情吗？” 在一些著名作家身上，波伏瓦已经瞥见了这种新式爱情的模样。尼采、托尔斯泰和D. H.劳伦斯认识到，“真正且富有成果的爱”既包括所爱之人的身体存在，也包括其生活目标。但是他们是向女人提出了这个关于爱情理想的要求，因为爱是女性唯一的目的和意义。相比之下，波伏瓦认为，在平等的爱情中，女性仍然可以渴望成为自己爱人的盟友，但是作为伴侣的两人应当追求对等、互惠和友谊，也就是说男性也应该对爱情抱有同样的理想：
（在这种新式爱情中，）男人不再仅仅从伴侣那里寻求一种自恋式的满足，他应该在爱里发现一种跳出自我的方式，发现一种除了他的个人问题以外的世界。既然我们如此赞美慷慨和奉献，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参与慷慨奉献的机会呢？如果女人的自我奉献如此让人羡慕，为什么不给男人一个自我奉献的机会呢？
如果男女双方都能“同时想到对方和自己”，那么双方都会受益。

波伏瓦说，重要的不是真实的碧姬·芭铎，而是银幕上那个虚构的她。波伏瓦认为导演罗杰·瓦迪姆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情色，让对女性的谬论在时代变化的挑战中生存下来，重新创造了“永恒的女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减少了。成年女性和男性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她们可以工作，拥有投票权。所以拍电影的“梦想商人”们不得不即兴发挥：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夏娃，把“诱人的果实”和“蛇蝎美人”结合在一起。男人们现在发现，成熟的女人能够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所以男人们不得不调整自己，把焦点转移到没有挑战他们性别成见的年轻女人身上。波伏瓦注意到《洛丽塔》的女主人公只有12岁；瓦迪姆的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是个14岁的女孩。波伏瓦将年轻女性被色情化归因于男性不愿意放弃他们作为“主子和主人”的身份幻想。他们仍然希望把女人看作东西——“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用担心她的思想、心灵和身体”。

波伏瓦的《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批判了女性的性自主权是如何被剥夺的，也批判了男性仍然追求对女性的“主宰和控制”而不是平等互惠地相爱。尽管波伏瓦在这篇文章里做出这些批评，然而这篇文章却还是常常被误读。甚至在2013年，《纽约时报》还在引用波伏瓦的这篇文章，并认为她是在宣扬年轻人的性解放，在为追求“洛丽塔”的人辩护，可以和吉米·萨维尔和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亨伯特同日而语。任何通读过这本书的人如果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都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这颇具讽刺意味，毕竟，波伏瓦的观点是，男人不喜欢女人打量他们，也不喜欢具有欲望的女人。所以男性转而在梦里及影视剧里去选择更年轻的女性，以此来逃避面对那些信心十足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能够自由地凝视男性，并说出自己的想法。波伏瓦被这样误解的事实让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波伏瓦塑造成一个对消费“洛丽塔”既无保留也无悔意的性放荡者，这对谁有利呢？

在《盛年》里，波伏瓦直言不讳地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容忍成为别人的追随者”？波伏瓦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生活中有时确实“默许”了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波伏瓦并没有放弃在学生日记中所说的“思考生活”，她决定用文学来思考生活，因为她认为文学是在她自己的经历中传达“原创性元素”的最好工具。 由于这段话的英文翻译经常被解释为波伏瓦内化了性别歧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强调，不被冠以“哲学家”头衔的原因并非只有身为女性。事实上，以这种方式阅读波伏瓦的故事使我们没法看到她否认自己哲学家身份的哲学层面的原因。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曾否认哲学家这个头衔，包括阿尔贝·加缪，他批评哲学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还有雅克·德里达。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波伏瓦硬塞进“女人能成为什么，不能成为什么”的单一维度中，哲学能成为什么和不能成为什么的问题也很重要。
对波伏瓦来说，无论她是19岁还是50多岁，哲学都必须用生活去实践。现在波伏瓦的观点是，致力于他人的自由意味着参与具体的解放计划。

有趣的是，《时势的力量》出版之后，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波伏瓦被指责没有幽默感。 女性主义者经常被指责为扫兴者，波伏瓦生活中的许多插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波伏瓦表达她的不满时，人们总把矛头指向她有不满，而几乎不会去关注她不满的原因。 几十年来，波伏瓦对女性、犹太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感到不满，人们却质问波伏瓦为什么不能放轻松一点，看开一点。现在波伏瓦对社会对待老人的方式越来越不满。让黑暗变成光明是不够的，关键是让情况本身不那么黑暗。

波伏瓦的这本书批判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地质问金钱是否能让人幸福。 同时这本书也是在隐晦地回应女性主义和女性处境的转变，以及把金钱与独立画上等号的做法。它还讽刺了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声称福柯的作品和《原样》杂志（Tel Quel）为“资产阶级文化”提供了“托词”。然而，《美丽的形象》所传达的信息是，进步“必须立即是物质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否则就根本不是进步”，在波伏瓦看来，福柯的思想缺乏对社会变革的承诺。
波伏瓦的小说以劳伦斯对孩子的反思作为结尾：“抚养孩子并非要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过，抚养孩子是一项道德事业，是人类自由的形成，而对女性和儿童来说，这往往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教育。在小说的最后一幕，劳伦斯看着镜子，心想对她来说，一切都完了。她的孩子们将有他们自己的机会。但是是什么机会呢？

波伏瓦大胆地宣称，她支持把母职与婚姻分离开来：“我支持废除家庭。”这句话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下，很好地迎合了反对波伏瓦的保守派和热衷人身攻击的读者，他们认为波伏瓦反母性，不女性化，甚至不女性主义了。但在同一段中，波伏瓦对“家庭”一词的定义是这样的：“家庭是这个男权世界剥削女性的中介，每年从她们那里勒索数十亿个小时的‘隐形工作’。”1955年，法国人花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30亿个小时，相比之下，在家里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为450亿个小时。
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在外界影响下接受这项工作的，并认为这是自己的天命，因为谁都不会自然地接受自己的职业生活就是洗碗和洗衣服。波伏瓦说，女性必须找到更好的价值所在：
人们之所以歌颂母亲，是因为母性能够让女人毫无怨言地待在家里做家务。他们没有告诉一个两岁、三岁或四岁的小女孩“你注定要去洗碗”，而是告诉她“你注定要成为一个妈妈”。人们给她布娃娃，歌颂母亲，所以当她长大后，她就会想到一件事：结婚生子。她坚信，如果没有孩子，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但是对于男人却不是这样说的：没有人会对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堕胎法惩罚了社会上最贫穷的女性（至少曾经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能“根据自己的欲望和兴趣”计划怀孕，那么她就能适应包括学习和工作在内的生活。波伏瓦认为男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抵制源于恐惧——“害怕女性会发现并通过掌握自己的命运来重新获得她们在所有领域的自主权”。

波伏瓦的合理回应被忽视了：她不是在攻击文学。她认为攻击广告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广告不提供（个人）自由”，它们“强加在所有受其支配的人的眼睛上，无论愿意与否”。 一些人声称反性别歧视法是对男性的报复，但波伏瓦认为，它的动机是为了改变男人之所以成为男人的文化环境，这样他们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就不会被合理化了。波伏瓦想通过禁止在广告、色情和文学中出现有辱人格的女性形象来达到这个目的。一项反性别歧视的法律将允许她们公开谴责每一起性别歧视案件。 波伏瓦认为，这还将帮助女性应对性别歧视，帮助她们站起来反对不公和虐待，而不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认为男人就是这样的，或者这就是女人的命。
波伏瓦和女权主义者被指控为“不了解现实的知识分子”，但她们是医生、律师、工程师、母亲——难道这不是现实吗？在公众的强烈抗议背后，波伏瓦看到了两个动机：金钱和操纵。在资本主义晚期，有关金钱的争论再熟悉不过，无须重述。在波伏瓦看来，许多男人仍然“深信女人是被操纵的对象，而男人是操纵的主人” 。波伏瓦希望女性成为“看世界的眼睛”，希望她们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的观点，并得到倾听和尊重。

波伏瓦可能是自己过去的人质，但她也是社会偏见的受害者；波伏瓦的生活证明了束缚女性发展的“女性状况”的双重标准的存在，特别是对敢于说真话的女性的惩罚——当女性成为“看的眼睛”时，当她们批判男性的行为并实话实说时，她们就会受到惩罚。
就个人而言，在哲学和政治上，萨特都没有逃脱波伏瓦的批判。波伏瓦认为萨特的哲学有盲点，并出版了一些她的批判给世界看 。尽管如此，波伏瓦还是选择了爱萨特。
波伏瓦跟萨特一样，也葬在了蒙帕纳斯公墓。下葬时波伏瓦戴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浴袍，戴着阿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波伏瓦受到世界各地团体的致敬，从蒙帕纳斯的社会党到美国、澳大利亚、希腊和西班牙的大学生。在她的葬礼上，人群高呼着伊丽莎白·巴丹泰的话：“女人，你们欠她一切！”
尽管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波伏瓦是第一个承认有些女性觉得她的想法“令人沮丧” 的人。在波伏瓦去世后的几天里，波伏瓦的最后一篇序言——这篇序是为小说《米路》（Mihloud）而写——出版了。这本书讲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引发了关于性和权力的问题。波伏瓦用自己的名声去推荐这本书，它讲述了一个很难被公开的故事：关于大屠杀、阿尔及利亚被虐待和强奸的女性、女权主义的斗争，或者一个天才女同性恋的异化。这些都是人性里许多人难以直视的方面。
去世时，波伏瓦已经成名40年了，一生经历了各种爱与恨，诋毁与崇拜。 成名以后，人们会拿波伏瓦早年与萨特的爱情故事来抨击她的道德操守，以及她的作品在哲学、个人和政治上的挑战——尤其是《第二性》。波伏瓦声称，如果男性想要变得有道德，他们需要承认他们的行为造成了世界上其他人的恶劣状况，并且他们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波伏瓦还向女性发出了挑战——停止服从“做女人就得为了男人而存在”的谬论。作为一个人，当你被如此无情地从外部定义时，你是很难茁壮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