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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讲座笔记-《现代西方史观在中国之吸收与转换》
smileandyxu2019-3-10 00:41 /
主讲人：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讲座内容：
1. Traveling Concepts and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2. The Relevance of Views of History
3. The Challenge
4. Fundamental Changes
5. Critical Voices
6. Conclusion
==========
==========
1. Traveling Concepts and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众所周知，西方思想进入近代中国，留下了很多概念层面的印记。许多从未在这个国家诞生过的理念用词被介绍进来。比如说“国家”，就是从瑞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并没有完全丧失主体性。这类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国特色资本主义”，它们都是在以一种民族情绪来抵制“看似普遍，实则特殊”的舶来概念，以此来强调自己相对于世界其它各国的特殊性，从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过程当中处于极端的被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都找不到传统中的对应，乃致当时（民国）的大学里甚至无法在“哲学系”学到“中国哲学”。几乎所有传统的儒释道等等只能在中文系找到，所谓的传统文化退守“国学”这一小块领地，成为众科中的一目。
在这些学科当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史学。史学的存在似乎是宣称着中国的主体性的最后堡垒，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证明。然而，梁启超之后的“历史学”（“新史学”），与明清汉魏乃至先秦的“史”，有着几乎是断裂的关系。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史观”在近代中国发生了一次突转。
【那么如何考察概念的迁移历程，比如，如何考察“历史”的概念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转变？这就需要广泛的合作，需要“重访考察迁移途中经过的地点”，需要既熟悉某一概念在A国如何起源，也同时理解它在B国如何被转化、吸纳。】
2. The Relevance of Views of History
史学在西方原来是一种个人自发行为。它一般情况下与政治分离，是单纯的“讲故事”，最多会加上一些伦理性的说教。可以说史学在西方长期以来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并没有被赋予很高的重要性。
而在中国，史学的地位大不相同。从“巫”到早期的“史”，再到帝国性的由专业“史官”编写的“正史”，可以说中国的史学一直具有官方地位。之后当然也诞生出“野史”以及其它各种衍生，但“标准的帝国史”仍然具有官方的地位。
“史”在中华文明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它的显著特征是为政治权威服务，具有和“经”类似的功能，按照官方的儒家思想思路去书写各个朝代的历史。因此我们会发现其中记录着各种“功”、“过”跟“评论”，它们都以宣扬儒家价值观为最终目的。这一点在汉朝以后是一贯的，基本不存在变动。也正因如此，“历史观”在中国也是长期保持稳定不变的，“史”就是另一种“经”，是教化性的、规范性的。
而另一边，西方的史观却在不断地变动之中。古希腊的历史是一种客观规律。它是属于宇宙的自然过程，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神秘感的。之后中世纪的历史则是一种“救赎史”，它有“世界末日”这个终点，人们在终点前等待审判的降临。然而这种等待并不是有方向性的等待，而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等待。人们在黑暗中重复着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似乎都和前一天没什么两样，谁也不知道预定的日子何时到来。历史的意义是由上帝赋予的，人们只有去接受，却并没有能力去改变上帝的决议，甚至也不清楚上帝到底安排了怎样的未来。
在启蒙运动以后，意义逐渐从上帝的手中被人类理性夺过来，历史逐渐成了某种理性可以把握可以知晓的事物。神秘的、外在于人的“外部历史”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被人类理性测量的“内部历史”。钟表度量了时间，自然也度量了历史。人们可以从时刻表感受到上一秒与下一秒的区别，昨天与今天的不同，去年到今年的变化。
而工业革命则加速了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变化的感受。过去、现在跟未来是分离的，快速、剧烈的变化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触碰到过去，只能依靠历史去尝试在脑内构建一个“过去”。历史持续加速，变得更加时间化。对物理学的广泛接受更是使得历史变得线性化，变得抽象而机械，成为某种意义上“可控的对象”。历史变成某种“计划”，可以依靠人力进行“跳跃”（进一步则是“大跳跃”，“大跃进”）。
直到传入近代中国，历史、历史观在西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由原来的"Manifold (hi)stories"转变为19世纪（尤其是在马克思那里）流行的"one History"；它由普遍规律或上帝主导的"Universal History"转变为理性主导的"World History"，而这“世界历史”具有统一目的；“乌托邦”从“不可想象的”、“不可达的”变成历史的一部分，被加入历史线条，代替了原本基督教下的“世界末日”，成为一个“可达的终点”，而历史的计划性又使得对乌托邦的盼望成为有方向的等待，而非中世纪漫无目的的等待；启蒙主义提出“历史由人创造”的锐气逐渐被工业理性消磨，人类中心主义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代替——人不再能够“决定历史”，人顶多能够“加速历史”。
/********/
3. The Challenge in China
-帝国主义几乎改变了一切
-除了历史，因为历史具有双重重要性——原本在中华传统中的重要性，以及西方新思想中的重要性
-达尔文史观进入中国
-作为民族国家仅有百年历史
4. Fundamental Changes
-进化论史观的中国特色版本，与进步论的混淆融合->梁启超的新史学。历史发明，重写原本的“朝廷史”-（面临困难：何以保持中国存在？何以保持主体性？）->"人定胜天"，以此认定自己具有主体性，不会机械消亡
-梁启超后史学家试图融合传统现代
-毛的大跃进对梁启超的学习，革命目的牺牲不是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变得自由，书写范围变广。90s知识分子的失落：史学已经亡了，变成边缘化的、无所谓的东西了-仍未摆脱观念里官方主史的传统
5. Critical Voices
对进步史观的批判
-身份-“进步是好的，但不是西方才是进步”
-事实批判-“你看这不就是退步吗”
-伦理-“进步实为恶劣社达”
-哲学-道、佛对基本观点的否定
6. Conclusions
忘了……
施耐德(Axel Schneider)
讲座内容：
1. Traveling Concepts and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2. The Relevance of Views of History
3. The Challenge
4. Fundamental Changes
5. Critical Voices
6.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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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aveling Concepts and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众所周知，西方思想进入近代中国，留下了很多概念层面的印记。许多从未在这个国家诞生过的理念用词被介绍进来。比如说“国家”，就是从瑞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并没有完全丧失主体性。这类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国特色资本主义”，它们都是在以一种民族情绪来抵制“看似普遍，实则特殊”的舶来概念，以此来强调自己相对于世界其它各国的特殊性，从而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过程当中处于极端的被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都找不到传统中的对应，乃致当时（民国）的大学里甚至无法在“哲学系”学到“中国哲学”。几乎所有传统的儒释道等等只能在中文系找到，所谓的传统文化退守“国学”这一小块领地，成为众科中的一目。
在这些学科当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史学。史学的存在似乎是宣称着中国的主体性的最后堡垒，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证明。然而，梁启超之后的“历史学”（“新史学”），与明清汉魏乃至先秦的“史”，有着几乎是断裂的关系。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史观”在近代中国发生了一次突转。
【那么如何考察概念的迁移历程，比如，如何考察“历史”的概念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转变？这就需要广泛的合作，需要“重访考察迁移途中经过的地点”，需要既熟悉某一概念在A国如何起源，也同时理解它在B国如何被转化、吸纳。】
2. The Relevance of Views of History
史学在西方原来是一种个人自发行为。它一般情况下与政治分离，是单纯的“讲故事”，最多会加上一些伦理性的说教。可以说史学在西方长期以来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并没有被赋予很高的重要性。
而在中国，史学的地位大不相同。从“巫”到早期的“史”，再到帝国性的由专业“史官”编写的“正史”，可以说中国的史学一直具有官方地位。之后当然也诞生出“野史”以及其它各种衍生，但“标准的帝国史”仍然具有官方的地位。
“史”在中华文明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它的显著特征是为政治权威服务，具有和“经”类似的功能，按照官方的儒家思想思路去书写各个朝代的历史。因此我们会发现其中记录着各种“功”、“过”跟“评论”，它们都以宣扬儒家价值观为最终目的。这一点在汉朝以后是一贯的，基本不存在变动。也正因如此，“历史观”在中国也是长期保持稳定不变的，“史”就是另一种“经”，是教化性的、规范性的。
而另一边，西方的史观却在不断地变动之中。古希腊的历史是一种客观规律。它是属于宇宙的自然过程，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神秘感的。之后中世纪的历史则是一种“救赎史”，它有“世界末日”这个终点，人们在终点前等待审判的降临。然而这种等待并不是有方向性的等待，而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等待。人们在黑暗中重复着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似乎都和前一天没什么两样，谁也不知道预定的日子何时到来。历史的意义是由上帝赋予的，人们只有去接受，却并没有能力去改变上帝的决议，甚至也不清楚上帝到底安排了怎样的未来。
在启蒙运动以后，意义逐渐从上帝的手中被人类理性夺过来，历史逐渐成了某种理性可以把握可以知晓的事物。神秘的、外在于人的“外部历史”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被人类理性测量的“内部历史”。钟表度量了时间，自然也度量了历史。人们可以从时刻表感受到上一秒与下一秒的区别，昨天与今天的不同，去年到今年的变化。
而工业革命则加速了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变化的感受。过去、现在跟未来是分离的，快速、剧烈的变化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触碰到过去，只能依靠历史去尝试在脑内构建一个“过去”。历史持续加速，变得更加时间化。对物理学的广泛接受更是使得历史变得线性化，变得抽象而机械，成为某种意义上“可控的对象”。历史变成某种“计划”，可以依靠人力进行“跳跃”（进一步则是“大跳跃”，“大跃进”）。
直到传入近代中国，历史、历史观在西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由原来的"Manifold (hi)stories"转变为19世纪（尤其是在马克思那里）流行的"one History"；它由普遍规律或上帝主导的"Universal History"转变为理性主导的"World History"，而这“世界历史”具有统一目的；“乌托邦”从“不可想象的”、“不可达的”变成历史的一部分，被加入历史线条，代替了原本基督教下的“世界末日”，成为一个“可达的终点”，而历史的计划性又使得对乌托邦的盼望成为有方向的等待，而非中世纪漫无目的的等待；启蒙主义提出“历史由人创造”的锐气逐渐被工业理性消磨，人类中心主义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代替——人不再能够“决定历史”，人顶多能够“加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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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Challenge in China
-帝国主义几乎改变了一切
-除了历史，因为历史具有双重重要性——原本在中华传统中的重要性，以及西方新思想中的重要性
-达尔文史观进入中国
-作为民族国家仅有百年历史
4. Fundamental Changes
-进化论史观的中国特色版本，与进步论的混淆融合->梁启超的新史学。历史发明，重写原本的“朝廷史”-（面临困难：何以保持中国存在？何以保持主体性？）->"人定胜天"，以此认定自己具有主体性，不会机械消亡
-梁启超后史学家试图融合传统现代
-毛的大跃进对梁启超的学习，革命目的牺牲不是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变得自由，书写范围变广。90s知识分子的失落：史学已经亡了，变成边缘化的、无所谓的东西了-仍未摆脱观念里官方主史的传统
5. Critical Voices
对进步史观的批判
-身份-“进步是好的，但不是西方才是进步”
-事实批判-“你看这不就是退步吗”
-伦理-“进步实为恶劣社达”
-哲学-道、佛对基本观点的否定
6. Conclusions
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