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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国家与家庭

2.
女权主义的诞生：
矛盾的起源

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矛盾。这个结论能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生产转型背后的力量这一事实得出。这些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影响了家庭内外两个领域的生产。接下来是一段关于这一进程的简要说明，首先由对这两个领域的一些简单评论开始。

家庭生产的领域发生在家庭单元内部。在这一领域内，男人和女人基于性别而被指定职位。这一领域内的关系以财产所有权的概念为条件，并且被设计成男人控制并拥有高于女人和孩子的权威。因此，剥削和统治的趋势是显著的。在这一领域内，由女人所承担的家庭内生产，包括生养孩子、喂养家庭、照顾健康的需要、做家务劳动等等。基于社会，阶级或者时代的不同，所有这些工作也会产生变化，但是女人不得不因为她们的性别而去应对这些任务。显然，并不是女人在家庭生产中的工作，而是性别，决定了她们的位置。家庭是意识形态和法律规定下组织家庭生产的机关。

非家庭生产是阶级斗争所发生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的关系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统治阶级使用对生产资料、产品和工人的所有权和控制确保其统治。非家庭生产被一系列行政机构、国家组织和私人企业等执行。

这两个领域的社会生产彼此交集。统治阶级因其对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而确保了这一交集。这是通过对非家庭生产领域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所有权和控制实现的。在不同的社会、时代与社会发展阶段，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会有不同。这种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型的表现可以被视为一把双面斧（two-pole axe）。一方面，大多数的经济生产发生在家庭的核心；在另一面，家庭也从属于非家庭生产的领域，并且大部分的产品都转移至了这一领域。家庭和这一系统的关系也可以被视为双面斧，在一面，父亲有权控制并决定孩子、女人和奴隶的生死；在另一面，父亲必须向国家担负起有关孩子福利的责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家庭领域扩张到了反噬其自身的程度。资本主义导致了家庭生产大量降低（被家庭外的机构一点一点逐渐吸收）。与此同时，社会生产中的两个领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家庭领域中女性和男性的任务、职责和关系也因此改变了。这些改变为妇女们创造了一个悖论。作为她们女性身份的结果，她们在家庭生产中承担着特定的任务与职责。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任务和职责已不似往昔。更有甚者，妇女在家庭领域中的位置也对她们参与非家庭生产过程中的条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当妇女们为自己的时间寻找新的出路时，女权主义便作为这个悖论的结果而诞生了。现在让我们考察家庭和非家庭领域生产的变化在数个世纪中是如何上演的。我们将试图评估女权主义对社会秩序组织的影响。

4.
资产阶级家庭模式
资产阶级家庭的模式是从日益增长的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区别中浮现出来的。公共生活被认为是发生在家庭之外的一切，比如政治、职业、宗教活动等领域。私人生活被认为是一切与养育孩子和婚姻生活有关的事。在私人生活的领域，维持核心家庭所涉及的责任以性别为基础划分。家庭因此变成了私人的、自主的单元，与外界隔离，并且在感情上自给自足。资产阶级家庭模式规定女人的主要和天然职责是妻子和母亲。统治阶级将这一系统视为社会繁荣稳定的保障。

家庭的“私有化”和资产阶级家庭的模式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事实上，国家实行法律和政策直接为家庭塑形。这些政策由政府和被国家直接影响的公众、私人、世俗与宗教的机构实施。国家起到了集中力量的职责（同时也是那些私人组织的资金和服务来源）。所有这些资源都是用来规训、监视和控制工人阶级的。

家庭与这些不同社会控制机构之间的衔接导致了家庭自身内支配结构的削弱。事实上，婚姻和父权在家内领域中的专断性，被资产阶级公民权利，如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所广泛缓和。这带来了被一些历史学家所称为私人领域实践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家庭从经济生产单元变成了一个控制单元，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并由国家控制；因为自此之后，家庭与这一社会控制机构的网络紧密重叠，而它们之间的衔接则由男性来承担责任。

工业发展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要求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中的劳动力岗位。这一事件与近代女权主义的诞生所重合，都大致发生在19世纪初。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指出于家庭和工厂中同时工作给身体和情感带来的后果：“工时太长，工资太低，攒不出嫁妆，嫁不着好郎，带不着娃，等等”[1]

为了减轻工作妇女的负担，统治阶级通过对工人阶级进行政府扶助的计划，强行推进了资产阶级模式的“家庭生活”和“夫妻生活”，并把这些援助计划当作头等大事之一。
确实，“孩子们必须去上学，不准流浪。她们被置于母亲和社会工作者们的监护之下。而妇女身上也被强加了合法的婚姻和生育、家庭任务、家务责任和孩子的教育等问题……最后，婚姻监护和医生监督取代了牧师的职责。"[2]

男人去工厂、女人待在家、孩子上学校的安排，是将工人阶级划分为各个家庭单位的更进一步，也是国家对政治和经济控制的进一步主张。

必须理解的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家庭重组的第一阶段中，统治阶级为了规训和控制工人阶级，首要的就是通过自身意愿或者施加暴力的方式，将他们组织进一个个稳定的家庭细胞中。当时的主流论调是声称妇女是“家里的女王”。女权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这一观念，以及婚姻。但是，面对对基于浪漫爱情和育儿的纽带——也是基于爱，不过主要是母爱——的婚姻，以及女性天生的教育和生育能力的赞颂，她们的观点无力抗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女权主义运动出现了几个失去动力的迹象之后，这一运动突然又焕发了新的活力。女权主义的首要目标变成了获取选举权、得到职业生涯的通道和得到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权利。这一时间段的女权主义斗争又与另一阶段的家庭重组重合，同时也是对家庭内外生产如何发生和交互的变化的回应。一方面，妇女在家庭外生产中被更加频繁地雇佣；而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开始提供在传统上由家庭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并且家庭也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先进科技。

这些改变均与妇女日益“私人化”的角色们，如家中的妻子、母亲和家庭照顾者有关。这个进程源于前一世纪中对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原则的捍卫，现在则随着新意识形态的支撑更加强大。新的宣传机器开始散播关于家务劳动和母亲责任的专业性的迷思（并鼓励遵守严格的规定），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关于女性气质的新意识形态。“这种新的女性气质为妇女的肩上增添了一副重担，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妇女，她们很难获得必要的资源来满足这些义务所要求的高标准。”[3]

这种新的女权主义论述，正是对这些要求的回应（尤其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要求），涉及到妇女受教育，以及拥有个人身份和价值的需要。随着家务劳动被赋予的重要性，妇女不得不为正确地完成家务而学习具体的科学方法和方案。现在，这个“私有化”的进程甚至比家庭统治的结构更加能保证对社会的控制。

在20世纪初，女权主义斗争被妇女在社会中角色的改变所大幅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使妇女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然而这种参与是被国家，教会和各种社会控制组织（如政党、慈善机构和救助机构）所授权与监督的。社会认为妇女应当为公共领域带来适当的阴性贡献，如温柔、爱、和平、牺牲精神、利他主义和母性本能等。因此，社会开始明确呼吁妇女遵照改良主义的使命，把她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加深到那些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中去。控制机构将协调和推动女权主义者的社会和政治参与，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

妇女被允许并鼓励参与的社会和政治工作，只要不影响妇女的被预期的，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和责任。因此，这种参与被限定在妇女的家庭能够提供给她的自由时间中。这一时期女性角色的改变并没有真正改变关于女性的意识形态，只是强加和遵循着传统的模式。基本上，“在妇女变得更加涉入公众活动，并能够在家庭内一定程度上逃离出对丈夫和父亲的从属关系的同时，她们在家庭外的行动，却讽刺地让妇女受到了更大更高级别的社会机构的直接控制。”[4]

就教育而言，妇女逐渐开始被允许上大学。妇女的教育在传统宗教社区之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随着妇女进入学校，有关照顾他人的工作的新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比如营养学、儿童福利等，以便让妇女沿着适当的道路前进。在工作场所，妇女被迫进入女性工作的聚集区，比如教育和护理行业。尽管从1930年代至1960年代（甚至19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黯然失色，挣工资的妇女却并没有回到她们的炉灶旁。相反，她们继续着她们的工作，并参与了一些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

6.
妇女运动的障碍
在1970年代，女性的传统职责首先被女性为了女性自身而质疑。父权制和家庭领域的任务遭到了谴责。这场运动通过推动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批判性的分析，抨击了家庭、婚姻以及国家。性解放的问题也被提出，妇女享乐和享受的权利被坚决维护。胸罩被烧毁，像香水和除臭剂之类掩盖身体自然味道的产品遭到抵制，并被扔进了垃圾桶。简朴生活的理念得到了推广:裸体得到了认可，性用品商店遭到了谴责。自然地实现目标的愿望也得到了支持。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从极左至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妇女谴责阳刚气概的主导地位和一些活动家的大男子主义。人们发明了新的干预方式:聚会、色彩、幽默、噪音和壮观的表演都得到了认可。诸如乱伦、强奸和同性恋等禁忌进入公众视野，表明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然而，在1970年代的妇女运动却难免碰壁，陷入困境。这是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对女性价值观的持续推崇，比如母性，这揭示了运动内部的一个悖论。事实上，某些女权主义者对父权规范的认同，留下了这种所谓的女性特质的功能失调，它将女性封闭在她们的传统角色中，而不是将她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因此，对“女性化”行为的重视是某些女权主义者落入的主要陷阱之一。

接下来，妇女几乎没有参与政治，并且在领导层没有足够的代表，因此权力和公共讨论是男性事务的看法依然维持了下去。与此同时，某些女权主义团体的内部动态却指出了这一观点的错误。事实上，威权主义、等级制度、统治地位和对权力的渴求，经常也同样在所有这些女性团体中出现。

妇女参与姐妹会同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这经常导致妇女忽视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事实上，谴责父权制而不谴责资本主义创立了一个跨阶级的联盟，让运动在寥寥游说请愿之外默不作声。即使所有女性都面临男性的压迫，她们的处境仍因每个女性所拥有的物质基础而显著分化。统治阶级的女性从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利，所以并不抗拒这个制度。女性因此在挑战这一暴虐的经济秩序时并没有共同利益。除此之外，与男性统治对抗，并不一定意味着反对当权，或是为了争取性别平等。

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运动仅有女性的事实，成为了她们参与其他社会运动的障碍。确实，革命不可能在一种性别处于无知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下男性反对父权制同样有利益。如果女性是父权制压迫的受害者，男人也被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角色所异化。由此产生了推动一项普遍的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以防止被剥削者之间的性别“战争”。不幸的是19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无法实现这种团结，而当缺少了对体制的真正的对抗，女权主义者的要求就会随着女性融入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而被建制化。再一次地，国家通过介入并引导这些改变的方式回应了这一整合的诉求，以此让它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

8.
道德解放
家庭生产需求的降低带来了家庭领域中男性、女性和儿童的相对平等。对妇女来说，这种改变经常让其家内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家庭外生活的改善。因为妇女在家内的不平等地位长期以来（甚至直到现在）允许产品的所有者给女性施加相对于男性工人更加糟糕的条件，这一新的相对平等带来了诸如工团化、工作保障和工资平等等变化。然而，得到这些权利，国家干预依然不可或缺，这使得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控制着女性及其运动。

我们经常听到女性已经被解放了，甚至不受束缚了，因为她们已经得到了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这一观点只是看到了被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政治所限制的解放。现在即使一位女性在工作、婚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她仍然是“不同的”。毕竟，她是一位女性。随着这一观点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关于何为女性气质的争论。当前，社会对女性天生的特质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以使它们适应现代生活。我们能看到这些改变中有一些有趣的趋势。如果女性真的拥有控制她们自己身体的权力，那么女性内衣和数不尽的美容用品仍有巨大的市场就显得非常可笑。有关美丽的迷思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种限制和异化女性的力量，也是资本主义一门挣大钱的生意。除此之外，工作的性别分化对只能在女性聚集的工作行业中找工作的工人阶级女性来说仍旧存在，这导致了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受益者只有资产的所有者和资本主义经济。

在上述变化的同一时间，我们也在讨论性解放。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与某人自由结合生活的可能性，不论生不生养孩子，都完全不意味着我们真的有权去选择我们想要的关系类型。事实上，这些新的“情投意合”的形式经常是被国家通过政治、立法和对结婚、离婚和子女照料等的干预强制施加的。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制仍是由国家强加并制约的主流家庭样板。在最后，如果如今未婚同居是一个受到尊重的选择，那也只是因为这并不威胁到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选择更多是对应着个人的欲望，而不是激进的改变社会的尝试。

10.
总结
总而言之，当代女权主义斗争表明女权主义为资本主义秩序重组提供了重要影响，并成为维持现状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女权主义的帮助下，一切都不同往昔，但一切也一如往日。

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与国家绑定，而且所有的诉求都在国家的话语体系下制定，这些斗争最后都变得自相矛盾。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得到了满足并不令人惊讶，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激起她们斗争的问题重重的矛盾被推翻。

我们必须承认妇女的确得到了某些权利，而且在某些领域内生活质量的极大改善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如此，这些成果却都带来了让国家更容易控制女性运动的恶果。如果想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去数数到底有多少打着研究女性、倾听她们的诉求和观点、给她们提供所谓“解决方案”、甚至是进行女权主义项目旗号的组织、会议和委员会。这些被建制化的女权主义，已经基本失去了它们成为颠覆性力量的潜力。

女权主义反对父权制的斗争，毫无疑问本应拥有成为颠覆性力量的潜力。它质疑着传统的社会职责、家庭、财产所有权、性别压迫与统治。换言之，这一斗争要求质疑整个社会。除非女性参与到革命性的斗争中去，否则斗争的潜力将永不会被释放出来。

为了达到这一点，重要的是再一次将阶级斗争带入到至关重要的位置。女权主义斗争总是被定义为两性之间的战争，又优先于其他所有斗争。然而，只有一种斗争：那就是实现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斗争——废除阶级社会、彻底摧毁剥削和统治制度。因为在这场斗争中，如果我们按性别划分，禁止男性参与反对父权制的斗争，那就永不可能争取到解放。

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停止在斗争之间划清界限。是时候树立真正的阶级团结和阶级信心了，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来和这个制度抗衡。在这种团结中，对一个成员的攻击，将会被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为了摧毁私产的或者是摧毁国家的行动，都将与解放女性的目标一致。而反过来，一切推翻父权制压迫的行动，也都会为废除私产和国家贡献力量。”[6]

我记得当初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小节，不过记忆中的内容竟无法与文章的内容契合，原文中也是一笔带过。

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非家庭生产霸占的范围不断扩张，削减了家庭内务劳动的负担，一定程度破坏了既有的家庭结构，对妇女具有一定的解放作用。
私以为这实在是女权运动兴起的必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