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2019-9-28 22:24
smileandyxu (太离谱了)
主讲人: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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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听影视人类学讲座,感觉似曾相识。翻了翻笔记,发现去年也听过一次影视人类学的讲座。那次有晚课所以只听了收尾,提问环节碰到了当天另一场关于博物馆讲座遇到的人,问了类似的问题。
博物馆的讲座大概是以日本民族博物馆的实践介绍当代博物馆转向,由原来“圣殿式”、“方舟式”的收藏(以达到“文化的固定”、“价值的确定”),转变为“公共广场式”的、可以参与创造的展示。例如赞比亚原本没有大型的以民族为整体的祭典活动,但当人类学研究增多,当地与外界人交流频繁后,在八十年代形成了“开始传统”的意识,创造了许多新的民俗活动,在博物馆供展示。当时就有人提问:“这种人类学观察者导致的文化再造是否是一种消费主义,从而消解了本真的部落文化?”。馆长的意见大概是:“新造活动是交互的结果,并不应当悲观;反之如果锁定‘传统就不应当再造’,那么这陷入了涂尔干式的传统/现代二分,是开文化人类学的倒车,同时实质上是另一种猎奇‘消费’”。
影视人类学中存在相似的问题。影像作为人类学工具存在两种使用倾向。一种是“科学的”作为客观的记录仪器,拍摄尽可能保持“自然主义”以真实地反应研究客体的生活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技术上必须使摄影设备足够小、拍摄主体足够难以被察觉,或者让镜头中的人尽可能像摄影机不存在一样行动。摄影机的在场必须向不在场靠拢。与此配套的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将研究对象与对象的观测结果等同,通过稳定观测数据推出结论。
而另一种是“超现实的”、“后现代的”。“镜头之眼”能比人眼看得更清、看的更多。摄影机在这里被当做具有独立性的事物,能够观察到“另一个世界”,而不仅是研究者的工具。这一观点在鲁什那里被进一步发挥:既然镜头的在场是难免会被意识到的,而这显然会改变观测的场域,那么不如反过来就让在场的镜头和拍摄者去刺激被观测者,让他们在镜头前表演。甚至参与到影像制作中来(例如给音轨损坏的自己的视频配音),使他们作为拍摄主体“分享”影像中作为客体的自身,将自己陌生化,而后重构。如此形成一个闭环,影像成为一个后现代文本,通过互动刺激将原本无法表达的内容表达出来,人类学便可在此基础上作类似于文学上的“症候式阅读”,从侧面(例如“他为什么要这么表演?”,“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了哪些观念驱动?”)解构问题。这即是(分享)影视人类学倾向。两次人类学讲座都是这个倾向,我不是专业的,不清楚是否是现在研究的主流观点。
但说实话,虽然给了很多理论脉络作为支撑,实际放映的《生活的咖啡线》还是朴素的令我惊讶。绕了那么一大圈理论,最后拍出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和理论有些关系。要说这是“重新发现”日常生活,那理论铺垫也未免被强调的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