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3-4 15:00 /
在《攻壳GIG》中,合田一人将电子脑病毒“个别的十一人”的触媒设置为“处男”,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要分析的是合田的目的。作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合田试图在难民危机到达顶点前,通过情报操纵提前引爆危机来疏解社会压力,并借此强化日美同盟。为此,合田必须准备引爆危机的诸项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寻找运动领袖。而电子脑病毒“个别的十一人”就是合田用来筛选合适的素体、制造运动领袖的工具。换言之,“处男”正是合田为这一行动所设置的筛选条件之一。
那么,“处男”意味着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合田要寻找的一定不是“剩男”,即“被迫的独身者”。虽然无套裤汉们在革命中同样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他们大多是革命的起因和燃料,而非革命的领导者。相反,合田要寻找的其实是那些“自愿的独身者”,即“禁欲者”,或者说“禁欲英雄”。
于是,问题变成了,“禁欲”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历史上的革命者往往具有“禁欲”的性格?简单来说,禁欲者往往具有两种人格特质:第一,卡里斯马;第二,反权威。正是这两种人格特质让革命者可以在群氓中搅起漩涡,于刹那间煮沸大海。
一、卡里斯马
卡里斯马(charisma),又译超凡魅力,在现代政治学中专指以个人魅力吸引和团结追随者的大众领袖,其德文原意为“神圣的天赋”,即古代的巫师、英雄和宗教领袖用来施展“巫术(magic)”、统领凡俗的能力。而禁欲,恰恰是卡里斯马的重要来源。
之所以禁欲会有如此效果,是基于一种“幸运神义论”,即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公正的,那么祂在某处夺走人的幸运,就必然在其他地方有所补足。这些尚未偿付的幸运就成了神对人的“债务”,而那些明显经受了远超常人的不幸的人则相当于神的“债权人”,获得了与神做交易以重新分配幸运的能力。这些人就是通常所说的“巫师”。而禁欲——作为自愿经受的苦行——则是一项积累与神做交易的“筹码”的“宗教技术”,可以增强施术者的卡里斯马状态,提高巫术的成功率。这就是宗教中“禁欲主义”的巫术起源。
同理,基于一种“社会正义论”,禁欲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发挥出同样的效果:在一个总体上中庸的社会中,无论是过度的幸运还是不幸,都会引人瞩目。而如果我们相信社会是正义的,那么不幸就会被赋予一重“伦理光环”,因为这些不幸者手握着社会的“债权”,社会不得不为他们做些什么,以弥补他的损失。而当一个人主动为社会承担了不幸,并且这种行为本身还包含某种(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伦理目的后,他就很可能会被众人当作英雄崇敬、当作领袖追捧,并相信他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了古代领袖和现代领袖的共通之处,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足以使一个人从众人中脱颖而出,获得领导众人的能力:它可以是超出常人的血统、家世、容资或才能,即他拥有“先天的幸运”,可以以之与神/社会做交易;它也可以是日复一日的禁欲和苦行,这份忍耐使他积蓄了一笔可观的“债权”,后者是他与神/社会博弈的“筹码”。当然,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两者兼备,即他是一位来自上层阶级的禁欲者。
二、反权威
禁欲者往往是既有社会秩序的反抗者。这是因为禁欲——或者说使用巫术的前提——就是认为到这个社会的幸运分配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必须加以矫正。换言之,不管多么微小的调整,施术者每一次使用巫术都是在否定世界、改造世界。虽然这样的行为一开始只是出于遵守清规戒律的“宗教无意识”,但一旦施术者本人意识到这些行为的意义,它们就有可能成长为革命的“种子”。
事实上,这正是传统与现代的决定性不同。韦伯认为,传统意味着一种“顺从”的性格。在韦伯看来,古代世界或宗教并不缺少理性,甚至是“系统化理性(systematic rationality)”,它们同样能够在自身框架内对社会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解释。但是,传统型人格的特点在于,他们过于相信这套对社会的解释,以致于对既有秩序表现出完全的顺从。在传统社会,人们普遍生活在权威、经典、惯例、风俗的支配下,偶尔出现的社会危机往往也不是导向新世界的诞生,而是旧世界的重建和缓慢改良。人们实际上生活在日复一日的时空循环之中,时间也仿佛“静止”了下来。
因此,当康德说“启蒙”代表了人们摆脱“不自由”的状态时,他绝不仅仅是在说暴力和胁迫等“外在”的不自由,还包括“内在”的不自由,即人内心中的根本惰性。这种根本惰性意味着,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仍只会对少数事务投注理性,而将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交由惯例决定。这种顺从的性格在危机时刻和群体之中会进一步放大,后者就是勒庞在“大众”身上观察到的模仿、盲从以及判断力上的无能。所谓stand alone complex,既是指那些看似理性个体(stand alone)所组成的团体(complex)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也是指这些个体自诩的理性不过是日常生活中不存在的、他们自以为是的心理情结(complex)。
而禁欲的价值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否定世界的心理契机,使时间可能摆脱相对静止的状态,开始向前“加速”。毕竟,作为群居性动物,我们实在是与社会牵扯太深:我们天然亲近同类,我们不得不仰赖与社会中其他人的交换而活,这些因素都会使我们难以否定既有的社会秩序,进而生出“顺从”的心态。而禁欲实质上就是一种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施术者通过主动削弱与社会的联系、减少从社会中的获得,以此来积蓄一股足以冲破传统束缚的心理能量。
三、禁欲英雄的诞生
历史上的禁欲集团大多有突破传统的强烈诉求,典型如僧侣和士兵,前者要沟通神灵、施展巫术,后者则需要打破日常生活中“不可杀人”的戒律。只是,由于活动范围的特殊性,僧侣和士兵的禁欲伦理只能祭祀和战争等非日常事件中发挥作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表现出“顺从”的态度。而新教资本家的革命性就在于,他们是第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大规模、系统化实践禁欲伦理的集团。
由此,新教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怀着对“幸福”的欲求,试图运用理性来改造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使之达到更完美的状态。在种种社会规划中,有一种规划号称要以最激烈的手段、对社会的所有部分施以根本性的改造,以建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世界。这种对世界的彻底否定,就是通常所说的“革命”。
这就是“禁欲”与“革命”的故事。合田要寻找的“处男”,就是能够担当革命领袖的“禁欲者”,因为非禁欲不足以唤起大众的服从,非禁欲难以使人生出挑战世界的决心。而合田最后确实找到了这么一个人、一个远超常人的人,是一个因事故而全身义体化、过去已经遭受了太多不幸、未来还矢志承担更多不幸的、“英雄中的英雄”——久世英雄。但另一方面,从保留脸上的伤疤的那一刻起,合田本人又何尝不是另一位试图改变世界的“禁欲英雄”呢?
而《攻壳GIG》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场由禁欲英雄所试图发起的、也是由禁欲英雄所试图阻止的革命。
首先,要分析的是合田的目的。作为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合田试图在难民危机到达顶点前,通过情报操纵提前引爆危机来疏解社会压力,并借此强化日美同盟。为此,合田必须准备引爆危机的诸项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寻找运动领袖。而电子脑病毒“个别的十一人”就是合田用来筛选合适的素体、制造运动领袖的工具。换言之,“处男”正是合田为这一行动所设置的筛选条件之一。
那么,“处男”意味着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合田要寻找的一定不是“剩男”,即“被迫的独身者”。虽然无套裤汉们在革命中同样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他们大多是革命的起因和燃料,而非革命的领导者。相反,合田要寻找的其实是那些“自愿的独身者”,即“禁欲者”,或者说“禁欲英雄”。
于是,问题变成了,“禁欲”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历史上的革命者往往具有“禁欲”的性格?简单来说,禁欲者往往具有两种人格特质:第一,卡里斯马;第二,反权威。正是这两种人格特质让革命者可以在群氓中搅起漩涡,于刹那间煮沸大海。
一、卡里斯马
卡里斯马(charisma),又译超凡魅力,在现代政治学中专指以个人魅力吸引和团结追随者的大众领袖,其德文原意为“神圣的天赋”,即古代的巫师、英雄和宗教领袖用来施展“巫术(magic)”、统领凡俗的能力。而禁欲,恰恰是卡里斯马的重要来源。
之所以禁欲会有如此效果,是基于一种“幸运神义论”,即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公正的,那么祂在某处夺走人的幸运,就必然在其他地方有所补足。这些尚未偿付的幸运就成了神对人的“债务”,而那些明显经受了远超常人的不幸的人则相当于神的“债权人”,获得了与神做交易以重新分配幸运的能力。这些人就是通常所说的“巫师”。而禁欲——作为自愿经受的苦行——则是一项积累与神做交易的“筹码”的“宗教技术”,可以增强施术者的卡里斯马状态,提高巫术的成功率。这就是宗教中“禁欲主义”的巫术起源。
同理,基于一种“社会正义论”,禁欲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发挥出同样的效果:在一个总体上中庸的社会中,无论是过度的幸运还是不幸,都会引人瞩目。而如果我们相信社会是正义的,那么不幸就会被赋予一重“伦理光环”,因为这些不幸者手握着社会的“债权”,社会不得不为他们做些什么,以弥补他的损失。而当一个人主动为社会承担了不幸,并且这种行为本身还包含某种(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伦理目的后,他就很可能会被众人当作英雄崇敬、当作领袖追捧,并相信他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了古代领袖和现代领袖的共通之处,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足以使一个人从众人中脱颖而出,获得领导众人的能力:它可以是超出常人的血统、家世、容资或才能,即他拥有“先天的幸运”,可以以之与神/社会做交易;它也可以是日复一日的禁欲和苦行,这份忍耐使他积蓄了一笔可观的“债权”,后者是他与神/社会博弈的“筹码”。当然,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两者兼备,即他是一位来自上层阶级的禁欲者。
二、反权威
禁欲者往往是既有社会秩序的反抗者。这是因为禁欲——或者说使用巫术的前提——就是认为到这个社会的幸运分配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必须加以矫正。换言之,不管多么微小的调整,施术者每一次使用巫术都是在否定世界、改造世界。虽然这样的行为一开始只是出于遵守清规戒律的“宗教无意识”,但一旦施术者本人意识到这些行为的意义,它们就有可能成长为革命的“种子”。
事实上,这正是传统与现代的决定性不同。韦伯认为,传统意味着一种“顺从”的性格。在韦伯看来,古代世界或宗教并不缺少理性,甚至是“系统化理性(systematic rationality)”,它们同样能够在自身框架内对社会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逻辑自洽的解释。但是,传统型人格的特点在于,他们过于相信这套对社会的解释,以致于对既有秩序表现出完全的顺从。在传统社会,人们普遍生活在权威、经典、惯例、风俗的支配下,偶尔出现的社会危机往往也不是导向新世界的诞生,而是旧世界的重建和缓慢改良。人们实际上生活在日复一日的时空循环之中,时间也仿佛“静止”了下来。
因此,当康德说“启蒙”代表了人们摆脱“不自由”的状态时,他绝不仅仅是在说暴力和胁迫等“外在”的不自由,还包括“内在”的不自由,即人内心中的根本惰性。这种根本惰性意味着,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仍只会对少数事务投注理性,而将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交由惯例决定。这种顺从的性格在危机时刻和群体之中会进一步放大,后者就是勒庞在“大众”身上观察到的模仿、盲从以及判断力上的无能。所谓stand alone complex,既是指那些看似理性个体(stand alone)所组成的团体(complex)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也是指这些个体自诩的理性不过是日常生活中不存在的、他们自以为是的心理情结(complex)。
而禁欲的价值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否定世界的心理契机,使时间可能摆脱相对静止的状态,开始向前“加速”。毕竟,作为群居性动物,我们实在是与社会牵扯太深:我们天然亲近同类,我们不得不仰赖与社会中其他人的交换而活,这些因素都会使我们难以否定既有的社会秩序,进而生出“顺从”的心态。而禁欲实质上就是一种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施术者通过主动削弱与社会的联系、减少从社会中的获得,以此来积蓄一股足以冲破传统束缚的心理能量。
三、禁欲英雄的诞生
历史上的禁欲集团大多有突破传统的强烈诉求,典型如僧侣和士兵,前者要沟通神灵、施展巫术,后者则需要打破日常生活中“不可杀人”的戒律。只是,由于活动范围的特殊性,僧侣和士兵的禁欲伦理只能祭祀和战争等非日常事件中发挥作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表现出“顺从”的态度。而新教资本家的革命性就在于,他们是第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大规模、系统化实践禁欲伦理的集团。
由此,新教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怀着对“幸福”的欲求,试图运用理性来改造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使之达到更完美的状态。在种种社会规划中,有一种规划号称要以最激烈的手段、对社会的所有部分施以根本性的改造,以建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世界。这种对世界的彻底否定,就是通常所说的“革命”。
这就是“禁欲”与“革命”的故事。合田要寻找的“处男”,就是能够担当革命领袖的“禁欲者”,因为非禁欲不足以唤起大众的服从,非禁欲难以使人生出挑战世界的决心。而合田最后确实找到了这么一个人、一个远超常人的人,是一个因事故而全身义体化、过去已经遭受了太多不幸、未来还矢志承担更多不幸的、“英雄中的英雄”——久世英雄。但另一方面,从保留脸上的伤疤的那一刻起,合田本人又何尝不是另一位试图改变世界的“禁欲英雄”呢?
而《攻壳GIG》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场由禁欲英雄所试图发起的、也是由禁欲英雄所试图阻止的革命。
先从理论上讲,康德-韦伯-福柯会区分“他律式人格”和“自律式人格”两种类型。所谓“他律式人格”就是受外在的支配而行动,这个外在可以是某个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某种传统、惯例、官僚制中的位置,等等,也就是弗洛姆在分析纳粹时所说的“权威人格”。而“自律式人格”则反过来,是只出于自我意志而行动,如果外在因素无法在理性上说服我,就无法得到我的服从。所以,自律式人格一定是一种反权威人格,“自律”即“自由”
自律式人格是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但自律和禁欲之间并非完全对应的关系,因为同样存在一种他律式禁欲,像古代世界中僧侣出于宗教仪轨而禁欲或士兵出于纪律而禁欲,就是典型的他律式禁欲,甚至这种强制的欲望剥夺,反而很容易导致权威人格
但问题是现实中的自律和他律并不完全是分开的。僧侣和士兵的禁欲必须借助高度封闭的空间(修道院、军营)和严密的等级式管理(教会等级、军队等级),这些都使得他律式禁欲只能局限于小范围的特定时空和非日常事件之中。但是,一旦这些人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开放空间,那么他们再要禁欲,就必须要运用自我意志和自我监视,即转向一种自律式行动
这实际上就是韦伯设想的禁欲的扩散模型:最初的禁欲是小范围的他律式禁欲(比如修道院的苦行主义),但这种小范围的特殊时空环境不是能一直维持的,因此必然会有一些行动者(比如外出旅行的苦修士)将这种禁欲性格带入俗世生活。而当这种禁欲性格在日常世界中扩散时,它就不能再使用他律的约束,只能转为自律,并在扩散过程中带来世界的自律化。而基督新教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没有教会的基督教(宗教改革的核心诉求就是反教会),所以最终推动了禁欲的自律化
回到久世和合田身上,他们的禁欲也是自律和他律并存的,所以我说久世是“过去已经历了太多不幸、未来还将矢志承担更多不幸的、英雄中的英雄”。过去的不幸,或者说天赋的不幸,显然是被迫接受的。但这种过去的强迫也塑造了一种自律的性格,使他最终自愿去承担更多不幸
但反过来说,这种自律也不是完全的自愿,所以福柯会说我们自以为的自由意志之上,还有决定了这些自由的权力/知识、真理体制,等等。因此,即使是像久世这样的行动者,他的身上、哪怕是此时此刻、仍旧存在着许多被“制造”的因素,这都是不矛盾的
而不是禁欲,赋予了人卡里斯玛和反权威这两种特质,使人成为了英雄。
反权威除了是革命者,也可能是恐怖分子。
具有领袖魅力的人,可能引导国家走向繁荣,也可能走向衰弱,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罪人。
并且,哪怕你加入了“专注”这个多余的要素,你也无法回答你自己提出的,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英雄还是罪人的问题(虽然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无甚意义,因为你没有发现,我把合田一人也称为英雄吗?)
总之,你还是理一理自己想表达什么吧
“自愿的禁欲者”,不是通过禁欲来增强自身的卡里斯玛和反权威特质,而是想要获得这两种特质的人,在追求这两种特质的过程中丢弃了性欲这个累赘,成为了“自愿的禁欲者”,即禁欲不是条件,而一种附加结果。
至于什么使人英雄还是罪人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即拥有超凡能力不是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想要成为英雄这种愿望才是,所以我不认为放弃成为英雄愿望的合田能被称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