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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的政治

政治话题有广义狭义之分，但却始终围绕权力的分配

除了大格局的国际政治外，狭义的现代政治双重面相还聚焦于国家的政治整合与个人的自主独立，一个众所周知的线索就是当前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模糊和缩减。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对比就可以反映出这种差别，大多国人可能会调侃和抱怨“李彦宏称中国人愿用隐私换便利”一事，但绝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而西半球的扎克伯格光是“脸书隐私泄露”就已经多次被邀听证会出席。事实上，公共事务和私人生活的实际界限总是受到公民认知以及法律滞后性的影响而不断变化。阶级背景过去曾受到古代公共领域的规制，现在则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而另一方面婚内强奸和残害幼年子女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预。

这种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力此消彼长的关系形成了一对微妙的矛盾对立，而现代国家的主权理论早在17世纪就被提出和实施，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明确提出的“主权是一个国家固有的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上的独立自主的权利”的论断成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预言式描述，也为国家干预私人领域提供了最初的借口。因此主权理论也成为了“Who watches the watchmen”的守望者难题，起初国内主权的确立是为了保证赋予国家最高的权力（主权），以强制实施为保障国民和平共处而订立的协议（法律）并且抵抗外敌，后来主权国家依靠这个借口慢慢地侵蚀了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地边界。这样的倾向在工业革命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以前的传统的三大生活框架:核心家庭、大家族、以及当地社群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制度冲击下只保留了核心家庭。过去，国家和市场能提供的，家庭、大家庭和社群都能提供，在中国更是有存在千年已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然工业革命的到来，一方面让国家有了新的通讯和交通工具，更让政府有了一大批办事人员，教师、警察和社工可供差遣，让国家和政府有了以前没有的功能。于是乎，国家开始干预和削弱家庭和社群过去对成员的紧密连接，派出的警察制止了家族私刑，取而代之的是法院判决；市场的商人，也让各地悠久的传统逐渐消失，只剩下不断淘汰的流行商业文化。

从这种历史趋势来看，现在西方国家所兴起的政治正确本质上只是该趋势的延伸而已，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被大众赋予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含义。传统政治讲究为公民提供生产、消费、社交、信仰等社会活动一个形式的框架，人们在其中裁决和定夺，这种政治始终被限制在其本身的范围内，其范围只是为了文明顺利运作所必须做出的规限。然而，新型政治则没有任何规限：有人割腕自杀，孩子在挨打，同性恋者受歧视，在这样的时候都应当采取政治行动，这种行动要求人们改变态度，从而最终建立社会和谐。而这种动机的背后也就是政治道德主义所希望取消的个人权利的独立性以及世界道德的大一统（《和谐》中的生府）。于是政治就成了“对一切事物的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然而新型政治不仅包括人的行为，人们的性格也是必须改变的一个方面，尤其是那些被看作压迫阶层的群体。男人不得再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派头”，老板们不要那么“刻薄”，异性恋者必须放弃在恋爱观和家庭观方面的“特权”，白人必须更体贴黑人，等等。根据所有西方国家卫生当局的要求，人们不得长得过于肥胖，不得损害自己的健康，不得酗酒成瘾。总而言之，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来说，它的形式越被理论化，政治问题就越容易被重新解释成管理上的问题。制定尽量不带压迫意味的法律条文，使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群体能和平共处，这种做法已经被另一种倾向所取代：控制和调整各个群体互相之间的看法和态度，指望这样能最终带来和谐。换言之，在这种新型社会里，人类成了可以由最新的道德观念塑造的材料。而每一次的冲突和压迫都会进一步迫使人们自愿上交某种自主权。

这种不自觉的权力上交运动一直持续至今，《和谐》便是其极致的假想——生命主义，从人际到个人，从生理到心理，一切都交由至高权力所裁决和定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些人的工作（政府或大企业，高度组织的群体）将是无止境的——他们的职责是为人间游戏制定出越来越详细的规则，他们要裁决人们的纠纷，向无知的人们传授公正的社会要求公民掌握的思想。那时政治将会消亡，因为一切都会变成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