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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雨港基隆》所包含的泛绿情结

作为一个喜爱研究历史的人，我对历史的态度向来很严谨，所以仅仅抛出一句“内容有不符合史实之处，政治倾向泛绿差评”就跑这种事我是不会干的。探讨历史，以网上键盘侠只会喷一两句而不会实证分析的水平，实在粗鄙浅陋，既没有第一手的史实资料，自身也不是历史方面的学者，所说的话只是想当然罢了。那么想要打创作者的脸，就很需要“干货”，毕竟历史不是拍脑袋就能自圆其说的东西。于是我从知网上找到一些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与整理，主要是从《台湾研究集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以及两岸对于二二八事件研究论坛中的一些文件，想要说明雨港基隆被指摘为含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并不是空穴来风。而雨港基隆被差评的最多的地方，就在于其所包含的一些政治思维让人难以恭维，可以说带有明显的“绿营史观”。

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我脑子被驴踢了吧，或者说阿虚.jpg的。我向来觉得这种说法，尤其是那个什么所谓在虚拟中寻找现实的说法是不值一哂的。本作虽然披着gal的外衣，但是从外在到内在，可以说只着重倾注了心血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战后台湾的风土人情，一个就是后面二二八事件的前因、背景、过程与后果，与其说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不如说本质是一个历史纪录片。这也是我会想要用史实与史料研究来进行反驳的原因，下面的分析中我也尽量不参杂自己主观的想法与因素，务求客观。当然全文最后肯定会变成有很多长篇大论的引用，估计也没啥人看，权当我自HIGH。

本文接下来会主要分析为什么我会说《雨港基隆》是带有泛绿情结的，以及《雨港基隆》这部“纪实片”的客观反映史实的好的部分以及疏漏之处。最后再提一点我对本作的感想。

一、为什么《雨港基隆》是带有泛绿情结的？
原因很简单，不外乎两条，一是游戏中出现了“台湾”独立于中国的思想，二是对国民党有刻意诋毁、抹黑之处，而这两点，正是现在的绿营所具有的鲜明特征。

有人会说事件本来就是国民党吏治腐败，官逼民反的结果，最后的血腥镇压导致台湾人会有我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出现，最后酿成了台独。但是事实情况是，台独思想首次出现是在二二八事件的两年后，1949年廖文毅等流亡海外的台湾知识分子，在日本发表《台湾宣言》中第一次系统而露骨的抛出“台独”思想，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从此可以看出，台独思想的滥觞在1949年，1945年台湾被解放后到1947年这段时间，台湾劳苦大众即使遭受困顿的环境，在思想上也只可能认知自己为中国人。我之所以说游戏有“台独”倾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多次反复强调的“我们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分裂言论，同时也是不可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台湾人当时的认知情况应当是“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同时也是台湾人”。此外，男主也在思维中多处透露出“中国根本不是我们的祖国！”的思想，并且要注意，这些话甚至在二二八事件就有所提及。当然，有人会说这只是男主的一面之词，是他个人偶然迸发出的思维，但是游戏中不止男主，店长、一些群众嘴中也都出现了这种说法，并对男主“中国不是我们祖国”的说法进行附和。可以肯定，这是作者在知道台独思想根本没有具现的当时，刻意在作品内添加的“私货”。退一万步说，后来处委会提出的四十二条几乎无所不包，却找不出哪怕半条涉及台独的条目，更是佐证了台独思想绝非像游戏中描写的那样靡然成风。

不过不能否定的是，二二八事件确实对台独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学者明确指出，二二八事件的一方面“使部分台湾本省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产生了危机，成为台独运动的温床”，另一方面则“使原本错综复杂的省籍矛盾简化为本省人，即1945年之前移民台湾的大陆人与外省人，与1945年后移民台湾的大陆人之间的矛盾”，其消极影响迄今依然存在，左右当前的台湾政局及两岸统一。学者洪温临也说，事件“使得台人对中央政府逐渐离心，从而酝酿出台独意识，影响社会和谐甚巨的省籍情结亦进一步加深”。周青指出，由于死难人数众多，屠杀手段极其残忍，从而使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仇恨达到“盲目”、“狂热”的程度，而“台独”分子得以利用台湾人的这种情绪，“大搞分裂运动”。

第二个问题是对国民党的刻意诋毁与抹黑之处。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各地一直出现本地人殴打外省人，即“阿山”和“半山”，游戏中对这一时期的描写是成立二二八委员会后，即3月1日后，本地人殴打外省人的情况就不存在了，即使存在，那也是国民政府自己将军警乔装打扮，是为了增加本地人的罪状，让整个事件无法彻底平息下来，最后好来个秋后算账，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持续时间方面，查找当时的报告，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于3 月 4 日台北来电说：台北没有再发生攻击外省人的事件，但岛上其他地方仍有骚乱不安之情形。而日后台湾行政院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指出：“三月五日，（台北市）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治安也显著好转，盲目殴打外省人的暴行已减少”。 其他地区三月五日以后情况，在《研究报告》中有如下记载： “（高雄）暴徒奸党及阴谋分子，即乘机煽惑学生、无知民众与失业青年，供给武器，使其四出骚动，抢掠外省人财物，将外省人集中看管。” “三月五日下午五时，有十余名激进民众，带着枪、刀、手榴弹到（高雄）招商局宿舍，将全体人员拘捕，集中管理，并洗劫财物。“ 三月六日，宜兰苏澳公路，“沿途各站均有暴民携带武器，登车检查行旅，凡遇外省人即予扣留毒打。” 花莲“三月五日事起之初有公务员四人（本、外省各二人）遭殴轻伤。”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殴打、杀害外省人的情况，基本上在三月五日已经得到制止，而在边远地区，则还可能有个别的事例。吴浊流回忆说：三月五日“台北市可以说完全镇静下来，但地方却相反地陆续在纷乱中。”还有的报道说：“在偏僻地区仍间或有一些流氓乘机抢掠外省人的财物”，“外省人仍不敢在街上走动”。总之，殴打外省人大约持续了六、七天的时间，并没有像游戏中所说的那样很快平静下来。

其次是参与打人方面的成员，游戏中的描述是起初殴打外地人的本地人都是一些1945年光复后生活反而日趋困顿的失业工人，与不得不揭竿而起的平头百姓。此外，据后来的访谈表明，当时参加的主要成员除失业工人与贫困百姓以外如下：
一是流氓。参加“处委会”治安组工作的汤德章问台湾籍刑事：“到底是谁在打外省人，刑事说，都是市内的流氓。”
二是前台籍日本兵。“二二八爆发首日，主要的行动者是失业的前台籍日本兵，穿着日本军装，戴着日本军帽，模仿日本士兵喝斥的语调。” “据研究，在事件中痛打外省人的，多数是台湾本地的流氓和从海南被日军征召入伍而在战后返台失业的台籍士兵。至于广大善良的台湾同胞却是保护外省人的。”
三是“浪人”参加。“那些从海南岛回去的兵，从福建回去的浪人，行动最为凶暴。”
四是青年学生。据访谈中所述，“在这次事迹中，锋头最健、也最傻瓜、最可怜的应是忠义服务队和学生了（忠义服务队也以学生为主要分子），这些大中学生（有的还是未成年的小孩子）‘不知’也可以说是‘乐于’被人利用。”“他们打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学生打了先生、同学。”

以上四种成分的人，游戏中只对流氓和青年学生进行了浮光掠影地提及，学姐之前传播自治思想提及了青年学生，本地流氓想要打阿山，被店长给拦下了。但是对“打人”的主力，前台籍日本兵和从外地回来的“浪人”却只字不提，将这些人的罪过一股脑往吏治腐败的国民党身上推，说军警自己打阿山，再回头报复，着实睁着眼说瞎话。

诋毁与抹黑的第二个方面，是游戏中说国民党21军登陆后见到台湾人就杀，尸横遍野，光基隆就死了数千人。先讨论这个数字，行政院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估计全台湾死亡人数在18000-28000人，李乔把台湾分为台北、基宜、嘉南、高屏和其他共5个地区，然后广泛参考各种文字资料所列数目和各地口述者的估计数目，列出最低数目与最高数目,取其平均数，得出结论:全岛死难者大约为18000人。他认为这是“最可能的数目”。此外，他还运用统计学方法，推导出1947年台湾“应有之死亡率”,算出当年应有死亡数为95046人，而实际死亡数为114192人，两者相减可知多出的死亡数为19146人，此即为死难人数。他并指出，这个数字不是一个绝对值，只是一个“相当正确的概数而已”。亲历者杨逸舟则说:“死亡者约二万人，轻重伤者约三万人，我想此数目较接近事实吧。” （即使此数字也被许多学者与亲历者质疑为过多，认为不可能死了这么多人）我们有理由认为死亡人数约为20000的情况下，游戏中对基隆本地的死亡人数是渲染过度了。当然这可能是主人公作为告知我们这个信息的窗口，自身估计的失误。

那么说登陆的士兵见到本地人就屠杀，也夸大了史实。虽然据亲历者言，登陆士兵在基隆港口登陆前就炮击了基隆的港口，并且确有将人串成一起丢入海中、强暴妇女的事实，但并没有如游戏中那样公然在大街上见人就枪杀的情况，并且各地还出现了大量外省人保护本省人的义举，这些都被选择性略过了。最后的结果止于造成大约全台湾人口二百六十七分之一的死亡，这样的史实很难与游戏中刻意渲染的似乎已变成死城的基隆相符。

李敖指出：“二二八的事件就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号，台湾发生了一个民变，发生了以后台湾人就杀外省人，连杀了十天。然后外省人的增援部队到了台湾，又开始杀台湾人。杀台湾人的过程里面，这些军人他不晓得谁该杀谁不该杀，结果台湾人检举来杀，所以最后一段就是台湾人来杀台湾人，整个的故事就这么个故事。”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些出入，但整体上可以为二二八事件做一个注脚。

二、较为客观的反映史实及疏漏
但是《雨港基隆》在除超前表现台独思想及抹黑国民党以外，整体上还是非常符合史实的。两岸的史学家对二二八事件的起因给出了好几种解释，主要有：
1.政治腐败,经济危机
张旭成从3个方面分析事件的背景:(1)殖民地统治的延续，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与日据时期的总督制同样专制；(2)专卖、掠夺以及与民争利的经济体制与政策；(3)贪污、腐败和无能的政府。翁嘉禧亦强调事件前台湾的经济因素，认为较为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政府措施有如下6项：(1)日产处理不当;(2)台湾严厉统制的弊端;(3)台币与法币兑换不公平;(4)粮食危机;(5)通货膨胀恶化的困扰;(6)税制不合理。此外，政府还有意分隔本地人与外省人，外省人“五子登科”，本地人食不果腹。
2.文化冲突
有学者从台湾人自主性立场看问题，认为“二·二八”事件是两个族群文化冲突的结果。李筱峰强调文化差异因素，认为事件是体质与中国社会迥异的台湾在回归祖国后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冲突与摩擦所致。他还说:“从文化的意义看,二二八事件是战后来自大陆的族群与本地的族群之间文化摩擦与冲突的总爆发”，是台湾光复后两岸统一的“后遗症”,而“引起这个后遗症的主要症结，在于当时海峡两岸社会的生活水平及观点价值差距太大,体质不同,彼此隔阂太深而适应不良”。
同时，徐百川认为,在部分台湾人中存在的“亲日反华的皇民意识”,也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皇民意识“一直潜存在皇民化台湾人的心中，由于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以至于余毒未消，自觉或不自觉地浮到表面而已。二二八事件所以发生得既速且烈，皇民化的台湾人在当中起的激化矛盾，升高抗争的作用，是难辞其咎的。”有学者虽然不同意日本文化“遗毒”说，但亦认为,“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的经历,导致许多台湾人在想法上与世界观的意识上，和一般日本人的想法十分类似，而和一九四五年以后来台的外省人所持的世界观互相冲突”。
3.心理因素
林宗义从心理层面对“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加以解释。他指出，国民党对台湾人抱有特殊的偏见，觉得台湾人有四原罪:台湾人与南洋人一样，在家乡无法谋生或犯罪者，才流浪海外，理应低大陆人一等，此为一原罪；台湾人受到让大陆人最为痛恨的日本人的统治，此为二原罪；日本人利用台湾流氓到中国大陆欺负大陆人，此为三原罪；台湾人有此三原罪，居然比大陆人过得更好，受教育更好，此为四原罪。有了这种心理定式，“武力镇压”就成为当局的“心态”，导致其“态度从开始一直都是武力镇压”，而台湾人民“只求保生”的消极心态，“反而增长政府凶恶、镇压、威吓的姿态”。
4.社会期望理论
萧圣铁利用政治暴动理论中的社会期望理论探究事件的深层原因。社会期望理论认为，当社会福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提高，继而因某种原因急转直下，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遭受挫折时，可能形成攻击和忿恨的情绪，从而引发社会暴动。萧氏指出，日据时代后期的工业化、皇民化和南进化运动，使台湾人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等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们仍然受到日本人的歧视，被当做二流国民看待。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给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希望，以为从此可以消除歧视,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在台湾长官公署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政治和文化歧视等种种弊端丛生，从而导致台湾的社会期望指数与社会成就指数之间形成巨大反差,“二·二八”事件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以上四点，可以说都是制作组在游戏的前半段着力想反映的1945年后基隆的风物与环境，也是游戏的精华部分。这也是我非常欣赏《雨港基隆》的原因，这方面的编排，很像优秀的历史纪录片一样，循循善诱，抽丝剥茧，将环境大势与背景一点一点的铺展在主人公面前，同时也铺展在了玩家面前，最后给主人公、玩家以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而最后到来的大势，也确实将这些妄图在历史车轮前螳臂当车的人碾了个粉碎。

游戏中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台湾的自治，台湾自治这个思想确实如游戏里多次提及的那样，自日据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台湾人民为了这一诉求已经斗争了很久，可以说二二八事件提出自治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据此游戏中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应当是倾向于“民变与自治运动”相结合的。史学界的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是自治运动，即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统治和争取自治的运动。林木顺谓:“这次台湾民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后果，而台湾人民的起义是为了要求人权的根本自由，要求政治的民主，要求台湾的自治，要求生活的安定，这些都是正义、神圣的战斗。二是单纯认为是民变。李敖说:“从历史公道来看，二二八不是叛乱、不是起义、不是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民变，一次清朝天理教式的蜂起一时，祸往有日的民变。”张旭成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是民众对独裁和腐化陈仪政权的抗议和要求改革的运动”。可以说在描写二二八事件的实质并且试图给其盖棺定论这方面，制作组也下了一定功夫，对“官逼民反”做的铺垫很足，同时也将台湾自治的诉求从学姐口中多次传达，使得事件本身更好的契合了史实。

当然，我也会为《雨港基隆》进行一些辩解，澄清一些人的质疑。比如有些人说什么有美化日本、亲日之嫌，这些人是不知道史实如此。房东在游戏中明显是扮演了一个深受日本皇民化运动影响的角色，她的个人线也体现了三种文化的冲突，完美的体现了前文提过的两岸文化差异中本地人、外省人日据留下文化的冲突，这样的矛盾冲突设计，可以说是很精彩的，游戏中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肯定她那种“日本皇民思想”的桥段，关于她的思维是很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与逻辑的，最后对于文化的孰优孰劣游戏中也只留下了问号，交由玩家考虑。

说到疏漏之处，我主要就想提一点，就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游戏中对这一委员会可谓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一委员会可以说才是这一事件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本可以像游戏中那样借主人公加入其中更多的描述其情况，但最后可能限于篇幅和笔力没有展现完全。

处委会成立于1947年3月2日，3月10日被陈仪解散，仅存在9天时间。国民党当局对处委会持完全否定态度,甚至斥之为非法团体。有学者虽不赞同将处委会称为非法团体，但亦认为，处委会“原系为了处理事件之善后而生,但旋即演变成一个要求政治改革的团体”，“它显然有意乘着整个民变的态势,藉机向统治当局提出具体的政治改革要求”。3月6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32条(后增加为42条)，可以说是“狮子大开口”的要求，后之学人对处委会此举有许多提出批评者。如黄富三指出，“处委会以地方高度自治为主轴的政治要求完全抵触中国自古至今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与国府的政治理念,武力镇压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当然，也有学者从台湾自治运动发展史的角度认为，台湾在日据时期的自治运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自治主义、战后初期的自治观念表明，处委会的政治诉求，与台湾固有的自治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台湾人发起的自治运动，最主要是把台湾社会当做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并且根据台湾人的要求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透过和平改革的手段，达到自治的目的”，是台湾自治运动的主调,处委会的要求正反映了台湾人“这种自治的愿望”。游戏中仅仅反映了后面一种观点，而对前面的观点置若罔闻，是有些遗憾的。

三、个人感想
最后，我还是发表一下自己对这个游戏的浅见吧。我之前是不玩国G的，所以初玩到这样一个国G而且还是自己掏钱买的，真的是有点惊喜（还是说这个是台G？）。国G的一个好处就是制作者的思维和我们比较接近，不会出现看着日式里的主人公出现文化隔离而一脸懵逼的情况，很多时候会看的比较舒服，当然嘴炮桥段也更贴近我的思维，起码本作没有出现很多日式gal嘴炮环节主人公神论却说得对手哑口无言这样强行喂我吃屎的窘境

像本作这样不仅描写历史，而且对历史的刻画可以说是非常有深度，让我见猎心喜。从本作构成来看，甚至可以说是类似于《雷雨》、《骆驼祥子》一类的文学作品。从塑造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数个人来反应当时的社会风貌，小人物的悲与喜投影在社会现实这块大幕上，给人以无尽的悲凄之感。二二八事件开始后，我觉得应该是有不实之处的，但是将事件整体叙述的如此流畅掩盖了些微不协调的缺点。还是非常感谢制作组，从最后的名单也能看出本作确实是与一些学者和博物馆合作完成的精雕细琢的作品，这样的付出值得我敬佩。很多人说gal写政治历史不合适，我则一直觉得“gal写XX不合适”这种说法，都是一种偏见，是囿于gal必须围绕美少女谈恋爱的固化思维，不过这个话题我不想在这展开，就此打住。

人物塑造上，我觉得房东设计最为巧妙，三地的文化矛盾与冲突是戏剧冲突的肥沃土壤，陈钰的塑造则显得不那么自然，感觉与长官千金这个属性结合的不好，布袋戏倒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剧情发展的作用（不过这个作用个人线里反而不见了，尴尬）。老板娘我是挺喜欢的，但是怎么说呢，塑造上总感觉差了一口气，“病娇”这样的属性就像贴上去迎合玩家的一样，比较讨喜，但是也是反映时局的不可缺少的一项元素。最后谈谈元德吧，这个人物应该争议比较大，有丑角脸谱化之嫌。不过我就这么代入了他，主要是他说的话、前面做的事跟我有点共鸣，觉得会出这种事全是台湾人自己作孽（大雾），妄图反抗中央、开历史倒车挑战中央集权，那定然是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去的。此外强烈敌视房东这样的皇民，都让我产生了代入感。最后展现出对哥哥的自卑感，让这个角色总体显得非常丰满。至于学姐，感觉就是激进的自治分子，剧情里起各种推动作用，但作为角色塑造本身却很淡薄，只给人以长袖善舞之感。这样的人就算日后宣扬台独那我也是一点也不稀奇（雾）。在其位，谋其政。上述人物因为自身所背负的事物不同、所处位置不同，产生的观感也就不同，这也是制作者设置背景各异角色的目的吧。

读史可使人明智，鉴以往可知未来。最后再感谢一下制作组，让我有契机深入的了解一番两岸文化隔离至今深刻的历史内涵与起源。

总评：85+5（历史私心加分）-5（绿营史观）=85分